為什麼在紂王之後，再也沒有“人皇”，帝王只能稱為“天子”？

來源：陸鈺涵 釋出時間：2024-11-25 23:50

　　朝代歌中曾這樣說“三皇五帝始，堯舜禹相傳”，此三人作為華夏部落的重要領導者，位居“人皇”行列。

　　即使後來大禹將皇位傳給兒子啟建立夏朝，人們依然認為世襲的“君主”就是人皇。

　　後續殷商滅夏改朝換代後，“人皇”的稱呼和傳統依然保留。

　　很快商朝也從繁榮走向沒落，商紂王作為商朝最後一任統治者，也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暴君。隨著周文王打入朝歌，他帶著珠寶在鹿臺自焚，周王朝建立。

　　但從這次以後，中國社會再也沒了“人皇”，而是稱之為“天子”，封建社會也是如此，這是為什麼?

　　紂王暴政的神權破壞

　　“人皇”是早期奴隸制社會中，神權不斷強化和根深蒂固的產物，不僅是神仙的體現，也是人族統治者“氣運”的象徵。

　　這是貫穿奴隸制社會的一種現象，早在大禹時期，就有壟斷神權的做法。在大禹之前的堯舜等都可稱之為人皇。

　　大禹也是如此，他將自己扮演成天地時間唯一的受命者，並透過祭祀來表現自己對鬼神的虔誠。

　　《論語》中孔子曾評價大禹是“非飲食而至孝乎鬼神”，這種對神權的宣揚實際上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是自然壓迫和階級壓迫的產物。

　　原始社會早期的人們在自然面前無能為力，便會對統治者產生一種崇拜。

　　進入階級社會後，統治階級便將他們的統治意願宣揚為神的旨意，大禹的繼承者啟繼續沿用。

　　他宣稱“天用剿絕其命，令予推恭行天之罰”，借神權維護統治，所以被稱之為帶有神仙性質的人皇。

　　到了殷商時期，朝政之中的神權特色更為突出，奴隸主階級對鬼神的迷信堪稱典型。

　　《禮記》中曾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這表示商朝舉國上下都信奉鬼神，統治者作為人皇自然備受崇拜。

　　在這種基礎上，商朝的鬼神信仰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塑造出主宰一切的“帝”。

　　在這種意識中，身為“人皇”的商王主宰一切，無論是糧食的收成，戰爭的勝負，城池的修建，來自官吏的選拔任免和奴隸的逃亡都在其預料之中。

　　但不可思議的事，這種預料竟然透過“占卜”來實現，出土的甲骨文大都是關於占卜的記錄。

　　這種對神權的塑造和強化讓商王深受廣大人民信任，後代的繼承也被商王渲染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但這種思想在商紂王時期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他的不正常統治是“人皇”轉變為“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紂王統治時期，本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主持占卜的“巫師”都成為了神權的犧牲品。

　　他們費盡心思，也不能阻擋國家的衰亡和紂王的暴政，這直接導致了神權在民間公信力的喪失。長期的戰爭讓商朝的人力物力幾乎枯竭，激化了社會矛盾。

　　人們逐漸意識到，所謂的神權似乎並不能像當年的堯，舜，禹給人們帶來安寧的社會與環境，反而是殘酷的統治。

　　儘管商朝對神權的態度無以復加，但神並沒有因為其虔誠而庇佑，最後也免不了被周取而代之的結局。

　　對廣大人民而言，殷商所鼓吹的神權遭到了嚴重打擊，所以儘管西周早期依然使用神權作為統治人的精神武器，但提出了軍權神獸的思想，指出神是各族所共有，但上天之命是周王所有。

　　人皇不復存在，而是出現“持天命者”，有德之人為天子，臣民歸順。

　　符號的破滅

　　從文化角度來分析，夏，商，周代表著三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符號。

　　夏朝是“人皇文化”的開端，也是奴隸社會的伊始，當時的社會底層相對矇昧無知，加上有堯舜禹三位人皇在前，使得人們認同了這種文化符號。

　　而到了商朝時期，歷代君王對這種文化符號大肆渲染。由於前期統治清明，政局穩定，底層社會的人們堂而皇之地接受了殷商時期對“人皇”的繼承。

　　但後來的紂王帝辛殘酷的統治讓人們對“人皇”這樣的文化符號產生了極端負面的影響。

　　這一層面從後續的文化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封神演義》中的紂王昏庸無道，沉迷酒色無法自拔。

　　伴隨著紂王形象的負面性，與他相關的所有文化符號都被深深打上了反面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