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亡，是該怪宦官還是得怪文官？

來源：內涵段子 釋出時間：2024-05-10 10:43

　　導讀：明朝的行政制度呈現明顯的“雙軌制”，一套是由文官組成官僚系統(朝廷)。獨立於朝廷之外，還執行著一套以司禮監和東廠為代表的宦官系統。那麼他們誰才是導致明朝滅亡的罪魁呢?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雖然朱元璋總擺出絕不允許宦官干政的姿態，但是明朝宦官獲權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為什麼呢?歷朝歷代由文官組建的朝廷都不喜歡皇帝直接干預政務(無為而治)，這並不是文官集團搶奪皇權，是一個皇朝的穩定運營需要儘可能地依據已有的規章和律法。而至高皇權直接發號施令，恰恰最易破壞這種平衡。

　　朱元璋取消丞相制度後，讓皇權大幅度擺脫朝廷的束縛，也讓皇帝的權力慾得到極大釋放。皇權放縱的方式就是透過身邊的宦官，直接干預皇朝事務、施行自己意願，這也是明朝宦官能夠得權得勢的根本原因。明朝的宦官雖然可以幫助皇帝施展權力，但一些缺陷會讓他們的“協助”演變為皇朝的禍亂。

　　首先，這個缺陷不是一些朋友認為的宦官文化水平和能力不如文官。明宣宗不僅設內書堂教授宦官們讀書而且規格很高，從翰林院挑選優秀學士充任講師(很多宦官都是內閣大學士的學生)。宦官們在輔助皇帝理政過程中，也會大量查閱、比對之前各類政務的記錄、檔案，代替皇帝和前朝官員接洽等等，宦官們據此也能獲得高規格的政務鍛鍊。

　　所以在明朝“參政宦官”這個群體的文化水平以及理政能力並不低，甚至不亞於外朝的文官，宦官們是差在他們這個“系統”結構不健全。宦官這個系統有組織核心，但不像文官朝廷，既沒有六部那樣的組織中堅，也沒有深入府縣的基層力量。這導致宦官們有能力協助皇帝執行內容清晰、條理明確的政務，即朱元璋說的“給使令、傳命令”，沒能力執行涉及到“面”的系統性政令。

　　例如宦官們可以圓滿的完成監視將領的監軍任務、監視某些地方官員或組織的鎮守任務，但讓這些宦官去負責一場軍事行動的後勤事務或者某個地方的整體性管理，那麼結果大機率會是一塌糊塗。因為這種系統性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臨時空降一群人可以完成的。它們的執行往往需要對相關事務、地方情勢有一定了解並穩定執行的組織和規章(律法)。

　　這個缺陷不論所謂的“宦官集團”知道不知道，他們肯定沒有能力去彌補，因為皇帝不允許他們成長為如文官朝廷那樣遍及皇朝各個角落的“新系統”。那麼皇帝為什麼不讓宦官只做力所能及的事呢?因為皇權得到了極大釋放，皇帝們無法剋制自己施展皇權的慾望。

　　所以明英宗為效仿父祖的雄圖霸業，讓王振協助自己御駕親征。明憲宗為了拿回人事權，透過宦官搞傳俸官制度。明神宗為了讓手頭資金更充裕，委任宦官們去各地做礦稅使。武宗和熹宗為了讓自己不被政務拖累、影響，委託宦官們去管理皇朝 ……

　　這些行為最後導致的亂局、亂像真的可以直接定義為閹宦之禍麼?而由文官組成的朝廷雖然龐大且精細，但在明初就被太祖給“閹割”了。太祖關閉中書省後，朝廷也失去了政務的決策權，整個朝廷在事實上淪為皇權之下的執行機構。

　　朝廷失去決策權，給文官們帶來了很大的尷尬。他們無法決定政令的發出，但又需要對政務處理的結果負責，但最後的鍋又不能往皇帝頭上扣。所以明朝有個現象，政績比較出色的官員大多和內廷宦官們關係密切。因為透過他們可以和皇權溝通，獲取利於自己操作的政令。例如宣德、正統兩朝在南直隸經濟改革搞得相當出色的周忱，不僅常和內廷大佬王振通訊聯絡感情，還自稱“徒孫”。正德朝的內閣大學士李東陽，也和“名閹”劉瑾關係不錯。

　　一些朋友覺得明朝有內閣，相當於朝廷變相又有了丞相或者決策權，但事實並不如此。首先，內閣並沒有決策權。明朝內閣的主要權力“票擬”，其實是一種“建議權”。對於內閣的票擬，皇帝完全可以選擇不同意或者不採納。為了迴避這種尷尬，明朝的大學士們在票擬之前，常常會透過私下傳小紙條即“揭帖”，和皇帝溝通達成一致後，才給出正式的票擬意見。這才是明朝皇帝們一般不反對內閣票擬的真正原因，因為內閣的票擬基本就是他們的原意。

　　其次，與其說內閣是朝廷的人，不如說內閣是皇帝的人。明朝有個專屬名詞“閣部之爭”，即六部和內閣之間的權力爭鬥。這場以“人事權”核心的鬥爭基本貫穿明朝始終，足以說明內閣和文官朝廷並不是一路人。萬曆二十年，內閣首輔王錫爵和吏部考功司主事顧憲成的對話，也充分表明內閣和外朝之間的裂痕。(王錫爵)近有怪事，知之乎?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 (顧憲成)外間亦有怪事。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而幕後操作者，其實就是明朝的皇帝們。皇帝透過讓大學士兼職六部官職，幫助內閣侵蝕外朝各部權力。透過不召見外朝官員的行為，迫使外朝官員透過內閣和宦官與自己溝通。皇帝們的最終目的是透過內閣進一步控制朝廷，以讓自己可以更加隨心所欲的行使皇權。

　　注：明朝皇帝除朝會外，數年不召見外朝官員(包括內閣大學士)是常態。官員們一般只能透過公文與皇帝聯絡，內閣大學士們多一種手段，可以透過宦官和皇帝傳遞“揭帖”。直到明末崇禎建立“平臺召對”制度，外朝官員才有了單獨覲見的渠道。

　　不僅用內閣壓制朝廷，皇帝們還透過內閣“劣化”朝廷。明世宗開創內閣首輔制度並將票擬權獨授於首輔，這就在全體文官頭上懸起了誘餌。為了進入內閣併成為首輔，不僅外朝官員們鬥爭，內閣大學士們也開始互相擠兌。而且很快就演變為拉幫結派的群鬥，這其實也是明朝“黨爭”的起源。

　　隆慶朝和萬曆朝前十年皇權收斂，整個皇朝也開始趨於平和。但萬曆親政後為君之慾大漲，在皇權的撥弄下，內閣開始頻繁變動，朝廷的鬥爭也愈發激化。最終導致皇朝不少政務處理趨於癱瘓，皇朝覆滅的禍根也被埋下。

　　到了天啟朝，雖然皇權透過宦官消滅了外朝黨爭(統一為閹黨了)，但是皇朝並未獲取復甦的機會。因為不受限制的皇權，只會讓皇帝盡情釋放自我慾望，而天啟的主要心思並不在中興皇朝上。

　　到了崇禎朝初，皇朝不僅消除了黨爭還清除了“干政”的宦官，更重要的是皇權還一門心思地用在治理皇朝上。眼見崇禎不停發號施令，但一番炒作猛如虎，結果明朝被徹底蓋上了棺材板。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其實明朝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皇朝的覆滅不怪宦官，也不是怪文官，該怪那不受控制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