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最近，張澤偉每天都忙得腳不沾地，行程安排滿滿當當，連吃飯時間都幾乎騰不出來。
他新搬的辦公室還沒來得及收拾，雜物凌亂地攤了一地。燈沒開，陽光透過拉了一半的窗簾照進來，整個房間呈現一種淡淡的暖色。一臺剛組裝好的電腦賣力地跑著程式，螢幕上鋪滿了一個人的很多張照片，機箱的燈光閃爍著，風扇時不時發出嗚咽的低鳴。張澤偉的手機訊息不斷，螢幕幾乎常亮，持續發出長長短短的震動聲。
張澤偉是南京“超級頭腦”的創始人，他們從去年3月開始涉足AI人像模擬訓練、聲音克隆等業務，是國內最早一批推出“AI復活”產品的小型團隊。所謂“復活”，就是基於照片、影片等歷史資料，使用AI技術重現已故人物的聲音、影像、行為等，生成與其相似的輸出。到目前為止，張澤偉的團隊已完成1000多筆“復活”訂單。清明節將近，他們每天都會接到四五十個諮詢相關事宜的電話。
今年以來，“復活”案例越來越多。此前，包小柏用AI“復活”病逝女兒，女兒在媽媽生日時為她唱了一首生日歌;近期，有網友用AI技術“復活”李玟、喬任梁等已逝明星，備受爭議。“AI復活”這門此前隱秘而小眾的生意，開始受到廣泛關注，不斷增加的需求同時催生了流水線的生產。在電商平臺上，此項服務的價格從5元至上萬元不等，價格越高，效果越豐富。除了提供“復活”服務，“復活師”們還在尋找學徒和代理，從而將單一的產業向更遠端延伸。
執念
很多人對“AI復活”的初印象，可能是去年清明時B站UP主吳伍六“復活”已故奶奶的影片。當時，吳伍六用AI工具生成了奶奶的虛擬數字人，並和她進行了對話。
影片中，“奶奶”頭髮花白，說話時有濃重的湖北口音，像她生前一樣“嘮叨”。因為非常思念奶奶，吳伍六和“奶奶”聊了很多，比如升職加薪、最近的身體狀況等。他說的每一句話，“奶奶”都仔細聆聽並給予回應，或是點頭，或是眨眼，有時還會發出爽朗的笑聲。
談及原因，吳伍六說，是因為自己很難接受奶奶的突然去世。去年春節，奶奶因病住院，不久後病重離世。他在病床前守了半個月，說了很多話，但可惜奶奶那時已經沒有什麼意識了。吳伍六從小由奶奶帶大，與奶奶感情很深，“以前我遇到事都會和奶奶說，現在我也不知道和誰說了，其實我還是很想和奶奶說。”
吳伍六平時從事AI相關工作，因此他想到了用AI“復活”奶奶。他匯入了奶奶生前的照片，製作出了奶奶的動態頭像，又將奶奶生前的通話音訊匯入AI，訓練AI模擬出奶奶的聲音和語氣。他也明白，這樣呈現的終究是一個虛幻的影像，“但怎麼說呢，只要是能再看一看奶奶，再說幾句話也是好的。”
和吳伍六有相似心願的人不在少數。記者採訪了幾位用AI“復活”已逝親人的體驗者，他們都對與親人“再見一面”有強烈的執念——有的年輕人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卻一直遺憾沒能見到老人最後一面;有的家庭中年失獨，陷入情感泥淖的父母難以從喪子之痛中走出來;還有的人伴侶離世多年，希望重新見到日夜思念的人，哪怕只是在螢幕上短暫一瞥也能倍感慰藉。
有需求就有供給。自從生成式AI技術出現後，類似服務就逐漸成為一門新興的產業。早在2017年，HereAfter創始人詹姆斯·維拉霍斯根據父親生前遺留資料創造了聊天機器人，很快就收到了相關諮詢和定製訂單，“一開始我沒考慮過把它商業化，”他表示，“但一切都變得非常理所當然，這就應該是一門生意。”
張澤偉是機緣巧合接觸到“AI復活”業務的。他從2012年開始創業，起先做的是遊戲行業，2016年轉向虛擬現實領域，創業失敗後，2020年他回到南京從事AI相關的研究，主要方向是AI教育。
張澤偉是國內“AI復活”領域最早一批創業者
有一次，一個朋友聯絡到他，朋友的父親意外去世了，全家人一直瞞著奶奶，擔心奶奶承受不住打擊。朋友問他，有沒有可能用AI還原父親的形象，去給90歲的奶奶報個平安?張澤偉猶豫了。以前，他們做虛擬現實的時候，也接觸過類似的需求，但受限於技術不成熟等種種原因，嘗試並未成功。“當時內心比較掙扎，技術方面應該沒什麼問題，但是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張澤偉告訴記者，當他看到老人露出真摯的笑容，以及慈祥、安心的眼神時，他覺得自己在做很有意義的事。
漸漸地，來找張澤偉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一部分人是為了向家屬隱瞞親人離世的真相，也有的是為了療愈傷痛，彌補心中的遺憾。比如，一個從小被外婆帶大的外孫女，希望去世的外婆可以出現在她的結婚典禮上。他們根據她提供的素材，還原了外婆生前的音容笑貌，讓她的外婆在婚禮上為她送去了鼓勵的話。還比如，有個小女孩因為父親的意外離世有了抑鬱傾向，她的母親很著急，找到他們製作了伴侶的數字生命，最終合力幫助小女孩從抑鬱中走出來。
張澤偉自認共情力很強。有段時間，頻繁接觸這樣破碎的故事，一度讓他非常難受，“感覺一下子就體會到幾輩子的人間疾苦”，“有時候晚上睡覺做夢的時候都會把自己代入進去”。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張澤偉發現，很多以前印象深刻的故事都慢慢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麻木感。記者採訪期間，張澤偉接了好幾通諮詢電話，簡單寒暄後，他先向對方丟擲幾個基本問題來了解需求，隨後快速判斷是後續詳談或是婉拒，通話時間一般不超過3分鐘，全程表情平靜、語調平穩。
張澤偉不願把“AI復活”看作一門生意，但這項業務確實形成了一套流水線般的固定流程。比如，委託者需提前填寫表格和約束協議，約束協議用以釐清法律風險，表格內容涵蓋逝者的基本資訊、相關生平、人際關係和重大事件等各方面。同時，委託者還需要準備一個10秒以上的影片，必須要有逝者的正面，或者至少一張正面照片，再準備一個15秒以上的音訊。隨後，相應資訊會被放入資料庫去進行大模型的除錯訓練，整個製作過程在一週左右。根據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每個訂單收費在5000元到1萬元不等。
技術
張澤偉從去年3月開始涉足相關業務，是國內“AI復活”領域最早的一批創業者。他沒想到，僅僅一年時間，這條賽道上已經擠滿了入局者。在電商平臺上搜索“AI復活”，能看到相關店鋪不少，但由於這項服務尚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所以收費和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還有人趁勢推出了“AI復活師”的教學套餐和代理服務，大有將“AI復活”這條流水線生意延伸打造成產業鏈的架勢。
目前，市面上的“AI復活”產品，根據成本高低、技術難度，主要可分為三檔。其中最低一檔是能動的照片，利用深度學習、影象處理等技術，就能讓照片裡的人物開口“說話”，此項技術成熟且開源，單次成本可以壓縮到10元以內。第二檔是表情捕捉驅動的AI換臉，可以給真人模特換上逝者的形象和聲音，進行語音或影片等互動。這種方式比較討巧，技術不新鮮，成本在千元左右。第三檔則是今年以來大火的數字人“復活”，也是張澤偉目前主攻的方向。因為交付產品不一樣，成本跨度很大，總體收費較貴。
在電商平臺上搜索“AI復活”，能看到很多相關店鋪，定價最低只需10元
付出了更貴的錢，卻並不一定能得到滿意的效果。“最大難點在於資料量。”張澤偉解釋，很多年輕人想“復活”逝去的長輩，但可用的素材太少，比如只有一張老照片，或者只有嘈雜簡短的語音，那就很難做出來，效果也不會很好。另外，一些情緒不穩定，可能有極端傾向的委託者也可能被婉拒。為了避免一些可能的問題發生，張澤偉制定了一些接單規則，例如關係確認、形象授權等，同時還會進行一定的資格稽核。去年至今，張澤偉接到了5000多筆意向訂單，但最終做成的只有1000多筆，其中40%左右的訂單都因資料不足只能作罷，超過一半的人甚至完全沒有親人的音訊資料。
技術不成熟是另一大難點。趙楠(化名)曾花費萬元在網上定製了“AI復活”服務，只為彌補沒有見到爺爺最後一面的遺憾。趙楠的爺爺於2022年底過世，彼時，趙楠遠在英國上學，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回國，這成了她心中長久的痛。去年，趙楠瞞著父母偷偷定製了爺爺的AI數字人分身，想要“有儀式感地跟爺爺告別”。剛見到“爺爺”時，她很欣喜，但稍後就從神態表情和隻言片語中看出了“濃厚的AI味”，讓她“瞬間出戲”。“說話的時候，他對我有點太關心了，一直很‘嘮叨’地囑咐我，但他生前其實更偏愛弟弟。”趙楠說。但她還是鄭重地完成了這場期待已久的告別儀式。結束後，她刪除了這個數字人，並大哭了一場，突然感到有所釋懷。
“現在還不到談沉迷的時候。因為AI形象的效果，不管是聲音、動態效果還是外貌，都距離完美的人機難辨差得很遠。”張澤偉告訴記者。不僅如此，在很多互動場景中，如果使用者問到數字人資料庫裡沒有的資訊，數字人要麼不回答，要麼就會跳轉到大模型，根據公開答案回答，“根本做不到沉浸式對話”。不過，很多人仍願意接受一個存在瑕疵的數字形象。“背後的情感需求太強烈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數字形象不是那個親人，但他們有時候可能就是需要一個這樣的情感釋放物件，來幫助他們真正學會放下。”張澤偉說。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雖然“AI復活”“數字生命”等概念看著很超前，但與智慧相比，人工有時候才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為了訓練AI語音，有的團隊會專門去尋找聲調聲線和“復活者”很像的人錄製語音，這樣達到的相似度遠高於聲音克隆。還有同樣提供“AI復活”服務的創業公司創始人告訴記者，公司運營成本中，人工才是支出的大頭。諮詢客戶的成功率並不高，但在篩選客戶和提供諮詢服務上的人工成本不能少。此外，做短影片、投放廣告、宣傳稿件也都需要大量花錢。
未來
張澤偉對這個行業充滿樂觀。他認為，隨著技術進步，“AI復活”的概念還會持續升級，比起一段影片、一個聊天機器人等，未來還會有數字永生、數字陪伴等更多AI數字人產品出現。同時，他還計劃“複製”自己，平時會注意留存各種資料，希望搭建一個更完美的數字人。“我覺得不用把AI這個事情想得太複雜，以前我們思念一個人的時候，會去翻相簿、找影片，現在還能跟他互動了，豈不是更好?”張澤偉說。在他的設想中，“AI復活”或許會和掃墓、鮮花一樣，成為緬懷已故親人的新方式。
有從業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數字人領域的頭部企業矽基智慧創始人兼CEO司馬華鵬表示，矽基智慧過去克隆了約50萬個數字人，但“AI復活”的人數不過幾千人，只佔到一小部分，至少目前不是看上去那麼美好的一個產業。“在探索相關專案的過程中，我們接觸下來，會發現很多人不願意把親人克隆、複製出來。”在司馬華鵬看來，阻力一方面是大眾對於新事物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還有文化和傳統的問題。司馬華鵬提到，“很多人只是在清明節這種特定的時候祭奠親人，但是平時要天天這樣溝通的話，可能帶來的就不是慰藉，反而會加深痛苦了。”
從經濟效益來看，“AI復活”也未必是很多企業的首選。“AI復活”本就主打定製化需求，雖然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標準流程，但很難有一個演算法可以批次產出，再根據每個人的要求進行微調，投入產出比偏低。有業內人士做過測算，“AI復活”相關業務一年的收入在500萬元—1000萬元之間，更適合中小型團隊涉足。司馬華鵬認為，在國內“AI復活”可能是一個天花板不高的產業，相對來講，數字人領域，無論是短影片、直播，還是大模型加持下的互動應用，都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此外，“AI復活”同樣面臨法律的審視。此前，網上“復活”李玟、喬任梁等已故明星曾引起不小的爭議，尤其遭到家屬的反對。我國《民法典》第1019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不得利用資訊科技手段偽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第994條規定，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需要看到的是，“AI復活親人”與“AI復活明星”具有本質區別，前者是逝者親屬主動所為，而後者則是侵權行為。不過，有專家指出，前者同樣可能引發道德倫理危機，“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能接受和理解這一新鮮事物，不同情感的碰撞下，很容易引發親人感情方面的倫理風險，影響到對逝者的尊重和家庭成員的情感關係。”
無論如何，“AI復活”的爆火已經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技術紅利和“次生災害”或將同時發生。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敬根認為，“AI復活”存在詐騙的隱患，未來大量AI生成的虛假資訊可能引發社會負面情緒、導致信任危機。為了防止“次生災害”的發生，需要系統化、體系化的應對方式。一方面，要加快AI領域的立法;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畫出底線和紅線的“硬法”固然不可缺位，但為了彌補立法的滯後性，在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當前應提倡設立更多的“軟法”，即透過行業協會、團體組織等自發制定的規則，產生集體約束力，由此在法律底線之上起到行業監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