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別處花錢買來孩子，再報假警稱撿到棄嬰，從而讓買來的孩子能夠順利登記戶口，讓“收養”合法化。靠著這樣的方式，章興(化名)劉雁(化名)夫婦順利將買來的女嬰“合法”收養。令人錯愕的是，這樣的情況並非個案。
9月中下旬，根據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提供的線索，澎湃新聞記者前往湖北省建始縣和江蘇省常熟市，以諮詢落戶的領養人身份，暗訪兩戶涉嫌以“撿拾棄嬰”的方式報假警，為違法收養的孩子辦理落戶的家庭——前者已順利落戶，後者已向所在轄區派出所報案，等待出具“撿拾棄嬰報案證明”，以完成整個上戶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我國，棄嬰的收養及落戶，涉及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及兒童福利機構三方，有明確的辦理程式規定和收養政策。那麼，違法買嬰者如何透過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嬰孩身份?鋌而走險的背後，又有何隱秘?澎湃新聞調查發現，購買嬰兒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產生了收養孩童的需求;而販賣嬰兒者，多為原生家庭無力撫養或非婚生育等多種原因。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張善根認為，對無法生育，或失獨等原因走上非法領養之路的家庭，國家相關部門需加強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會不該對這類所謂的 “良性違法”採取包庇或縱容的態度。
“輔警親戚給我走的正規程式，搞了個領養證”
章興是湖北省宜昌市長陽縣人，現年36歲，個頭不高，體型微胖，黝黑的圓臉總是掛著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機緣巧合認識了“北漂”十多年的劉雁。劉雁來自湖北恩施州建始縣，是家中長女。2017年，兩人結婚後，章興把戶口遷到女方家，並跟著劉雁在親戚的服裝廠上班。疫情之後，他又搞起了社群電商。
去年8月初，有個老鄉來電話，說“有一個娃娃”。想都沒想，他就回復“要”。章興和妻子算了一筆賬，治療不孕症至少要花費十萬至幾十萬不等，還不一定能治好。現成買個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錢。這兩年，夫妻倆還去過武漢和恩施兩地的福利院諮詢領養事宜，但都失望而歸。章興說，“恩施福利院裡一個孩子都沒有，登記了，也排不上。”
老鄉介紹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複雜：父母雙方均是離異者，兩人同居但還未再婚，各自還育有多名兒女。章興稱，他們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簡單，就是“養不起”。章興提供的登報公示轉賬記錄及湖北媒體於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對方以“營養費”的名義，一開始要價6.6萬元，但章興算了算，前前後後共轉賬了近8萬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醫院抱了回來。章興說，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們請了當地最好的律師制定協議。厚厚一疊，像一本冊子，雙方簽字並蓋了手印。“當時我就明說，如果將來扯皮，他們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大不了就一起進去吃牢飯，他們賣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膚白皙，有一雙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個洋娃娃，讓夫妻倆很是喜歡，但出生醫學證明上的父母資訊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戶，讓他們犯起愁來。“後悔死了，在醫院，(孩子)父親(一欄)本來可以寫我的名字，他們都說不用，現在看來難搞了。”去年10月21日，章興在一個討論“送養”嬰兒相關問題的微信群裡“冒泡”。和群友交流中，他透露，“我派出所有熟人，說不著急，會給我搞定”，“禮都送了，都是親戚，可以說是自己屋的人”。這兩句話，引起了上官正義的注意。章興此後向其坦言，“我親戚給我走的正規程式，搞了個領養證。”
孩子落戶的主要依據是醫學出生證明(簡稱出生證)，可以憑司法親子鑑定結果補辦。近年來，隨著對開具出生證的監管的加強，透過以“撿拾棄嬰”之名報假警，並以收養棄嬰的方式上戶，逐漸成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種新路徑——而這種“合法化”的方式，給打拐帶來了更大的難度。經過一段時間的線上交流，章興逐漸放下戒備，並開始在與上官正義的微信私聊中“直播”最新進展。今年7月13日，章興發來訊息，“已經登報了，要等兩個月。”9月2日，章興又說，“我剛剛回來，今天給女兒搞戶口，走正規渠道太費勁了。”
9月10日傍晚，澎湃新聞記者在建始縣民政局附近見到了章興。他剛開了80多公里山路，把負責評估收養條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員送回縣城。初次見面，章興有些拘謹，但聊起給孩子上戶，他逐漸打開了話匣子。他表示，“報假警”是民政局一個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關係”指的是建始縣公安局某派出所駐村的劉姓輔警，負責維持村裡治安，三十多歲，“是劉雁的爺爺輩親戚”。
11日上午，記者來到劉雁家，新修的兩層樓房位於半山腰處，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個房間，門口曬著豆角和一些藥材，與其他兩戶人家並排緊挨。章興滿頭大汗趕回來，劉雁父母還留在山上忙著打理十幾畝土地。推開仿紅木大門，走進客廳的左側第一個房間，劉雁獨自抱著女兒偎在沙發上。她一米四十幾的個頭，皮膚白皙，體態豐腴。望著撲閃著大眼睛的女兒，劉雁一臉寵溺，洋溢著為人母的喜悅，“白天她爸還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著我”。孩子一歲多，她只帶出門一兩次，“就怕別人給我抱走了”。
章興提供的“撿拾棄嬰報案證明”、無生育證明及收養登記證章興此前發來的“撿拾棄嬰報案證明”上寫著，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時許在自家屋後水溝處撿到的，但記者注意到，劉雁家的房子緊靠山體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難以走近。“走形式來了一下。”章興坦言，當天凌晨，他報警稱“撿”到了孩子，在出警過程中，劉姓輔警“讓人關了記錄儀”，直接寫了出警記錄，蓋完章就走了，“孩子丟在哪兒，都是他寫的，我們只簽了一個字”。出警結束後，接下來的筆錄、失蹤人口DNA對比等流程也“一路綠燈”。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證明，證實拾到女嬰“情況屬實”。
送記者到村口的路上，章興接了一通電話，他語氣輕快地說，“民政局昨天來過了，星期一應該就能辦好，只差這一步了”。接下來的兩天，章興帶著妻子往返於縣城和鄉鎮補齊剩餘材料，辦出了收養證。9月14日傍晚，章興發來訊息，“戶口上好了”。匆忙見了記者一面，他便和妻子趕回長陽縣。
澎湃新聞記者獲取的一份報案證明顯示，鄰居徐老漢是事發當時的見證人。他告訴澎湃新聞，他家的房子緊挨劉雁家，事發當時，他並未親眼見到女嬰被棄在劉家門前，直到次日劉家親屬抱著孩子到其家中借嬰兒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撿到的。孩子被丟在哪兒?他也說不清，“大概是丟在家門前吧。”他還表示，女嬰被棄前，就已經在劉家住上了。
9月15日，澎湃新聞記者來到建始縣民政局，找到了章興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兒童及養老福利科的負責人。建始縣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一開始，記者以當地人的身份，詢問如何將領養來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違反法律法規，涉及到買賣關係都不行。”聊了一會兒，見記者似乎有難言之隱，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談。走到屋外的開闊處，彭主任點上煙，開門見山說道，“把你們的情況如實和我說”。當記者表示有一個買來的孩子，無法辦理出生醫學證明，能否透過“撿拾棄嬰”的方式報假警上戶，他猶豫了一下，說：“撿拾(的方式)很難，但你們能把那邊弄好的話，也可以。”
他所說的“那邊”，指的是基層公安部門。“孩子丟在哪兒，就找對應轄區派出所負責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釋道，處理棄嬰的收養問題，民政部門以公安機關的核查為準，在調取報案記錄、失蹤人口DNA對比結果等資料後，進入登報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個月”，接下來，核查收養人的犯罪記錄、家庭收入情況、房產證明等情況，核查是否符合收養條件。
根據我國《收養法》要求，收養人應當同時具備下列條件：無子女;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未患有在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年滿三十週歲。章興夫婦均滿足以上條件。當記者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辦法落戶，彭主任表示，“只能報警，沒有其他路了。”章興此前提到，從報案開始到上完戶口，孩子都一直在家裡。但根據2013年釋出的《民政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公安部 司法部 財政部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國家宗教事務局關於進一步做好棄嬰相關工作的通知》，公告期滿後，仍查詢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監護人的，需經主管民政部門審批後，辦理正式進入兒童福利機構的手續。
對此，彭主任解釋，疫情期間，福利機構內部採取封閉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養條件的報案家庭暫時寄養。建始縣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院長詹順國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福利機構以民政局稽核後的材料為準，不單獨做調研評估，“只負責蓋章”，收養登記、評估及發證，都由民政局彭主任一人負責。對於以“撿拾棄嬰”的方式報假警上戶這一問題，他回覆，“只要程式合法，符合收養條件，就可以辦理”。
村裡張貼的“民輔警聯絡牌”詹院長還表示，目前當地有數十戶家庭登記領養，但一般而言，採取“誰撿到、誰領養”的方式處理，“自己找(孩子的)來源”。他直言，不少家庭是因為孩子上不了戶口，才辦理收養證，“有些孩子已經養了好幾年了”。也就是說，在棄嬰的收養及上戶所涉及到的三方機構中，公安機關是第一關，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關。根據章興提供的資訊及村裡張貼的“民輔警聯絡牌”，記者撥通了劉姓民警的電話，但他否認與劉家相識，也不願意作進一步溝通。
“寶寶在這樣的原生家庭，實在太慘了”
去年12月，張蘆依和上官正義在一個名為“緣分到了”的送養微信群裡相識，彼時，她正急切地尋找送養人。張蘆依今年8月中旬，張蘆依傳來了好訊息，說領到了一個三個多月大的女寶。為了給孩子上戶，她也準備以“撿拾棄嬰”的方式報假警，“我們跟派出所說好了，等那個接警員值班。”9月1日，她又發來訊息，“昨天剛去派出所報案了，等出證明。”9月16日，澎湃新聞記者在常熟市一餐廳見到了張蘆依。說起領養孩子的經歷，她眉頭皺成一團，開始大倒苦水。
她現年32歲，和丈夫都從事會計行業，經相親介紹後，2014年結婚。婚後，一直與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雖瀟灑，但在長輩的心裡，沒有孩子，始終是一個心結。張蘆依說，每年過年，雙方親戚圍在一起吃飯，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張蘆依母親不經意說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飯了”，深深刺痛了她。“關鍵又不是我們不願意生了，也是沒辦法啊，反正外人是不會理解的。”她的話語裡滿是無奈。
她想過做試管，但怕風險太高，也想過去福利院登記，但身邊的朋友親戚都勸她放棄，“福利院裡絕大多數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沒有人會白送健康的寶寶進福利院，確定不要就託人找買家。”2016年，經介紹，張蘆依認識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開始，雙方談好了價錢，但等張蘆依夫婦趕到了醫院，對方突然變卦，說要把孩子送給自家親戚。“賣孩子的人會同時找很多下家，估計有人出了更高的價格吧。”對第一次失敗，她始終有些耿耿於懷。
接下來的幾年，託親戚、朋友幫忙留意，搭上一些送養人，但領養之路始終不順利。“每次問有沒有，都說有有有，但後來都不了了之。”張蘆依說，有個孕期9個多月的產婦，開始談得好端端的，後來以感冒為藉口，說把孩子打掉了。“誰信?現在沒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搶手，就看誰出錢多唄。”
今年6月，張蘆依的姑媽還在飯桌上提醒她，“有沒有熟人，趕緊去領一個，沒有孩子是不行的。”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張蘆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個女娃。當時，這個孩子已經三個多月大了。為了避免再被對方放鴿子，經兩方中間人溝通後，張蘆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來。本來雙方說好的是8萬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點多，中間人通知她，“帶好9萬，孩子接走。”當天清晨7點多，張蘆依和丈夫一行4人來到了送養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場景讓她有些吃驚。
張蘆依稱，這是位於張家港的一個工廠宿舍，一家四口擠在不到5個平方的小房間裡，除了一張床，幾乎沒有別的傢俱。孩子剛剛洗完澡，躺在床上。旁邊只有一個奶瓶、一個溫水壺，還有一罐奶粉，“沒見過的牌子”。張蘆依說，孩子的親生父母均是外來打工人員，三十多歲。兩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後育有兩個女兒，一個三歲多，張蘆依領養的是老二。給完現金，張蘆依讓婆婆趕緊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親本想收拾兩件衣服讓她帶走，回頭看到孩子不見了，只是淡淡說了句，“已經走啦”，就忙活別的事情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