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首次宣佈中國總人口將負增長 女性生育意願該如何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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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首次宣佈中國總人口將負增長 女性生育意願該如何拉回來

來源:吃貨美食譜 釋出時間:2022-08-05 08:50

  【導讀】“十四五期間總人口將負增長。”這是以國家衛健委為代表的官方,首次公開承認中國人口負增長階段的到來。那麼女性生育意願該如何拉回來呢?

  在過去幾年內,中國的出生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都呈斷崖式的下降:萬眾矚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和地區之一;《中國統計年鑑2021》公佈時,全國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了1%,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出生率;到2021年,中國的淨增人口僅48萬,還不到三年前(2018年中國淨增人口530萬)的十分之一。“在14億的人口基數面前,這是一個很微小的數字,幾乎相當於沒有,”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說。

  出生率是新生兒數量在平均人口中的佔比,而生育率則是出生人口與育齡女性的比率。如果說生育率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生育意願和狀態,出生率則可以體現人口增長情形。這兩個創下新低的指標,都昭示著中國的人口問題越來越不容樂觀:要知道,此前根據多個國際組織和中國科研機構的預測,中國大概要到2027~2032年才進入人口負增長。我們是怎麼走到負增長這一步的?“十四五期間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不在意料之外,也並非一蹴而就。原新認為,負增長的種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經埋下”。1992年,當中國的生育率從上個世紀60年代的6降至更替水平(2.08)之下,這意味著子代的出生人數不能有效完成對父母的“替補”,內在增長率就已經是負的。再往前追溯,是1973年的“一腳剎車”——中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

  整個70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以“晚,稀,少”為主——“晚”是指男25週歲、女23週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個多了,兩個正好。1980年9月,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啟動。一對夫妻生育超過一個孩子將被定義為超生,並受到經濟和行政處罰。這一政策延續了30多年,直到2016年被廢止。“早在1991年,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就已經降至更替水平,步入持續穩定的低生育率時代,人口的內在增長率由正轉負”,原新打了個比方,“人口列出的剎車在1991年踩下去了,但是列車依然慣性前行了30年,目前所有人口增長慣性即將消耗殆盡,人口將進入穩定的負增長階段。”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在進入負增長前,中國每年的淨增人口的下降趨勢在21世紀之初開始顯現,在2000年跌入1000萬人區間,之後五年到2005年逐步跌入700萬區間,再過5年後到2010年跌至640萬人。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我國生育政策的調整可能已經錯過了視窗期:“2000年到2010年是一個視窗,一個計劃生育政策的’戰略機遇期’,在那時候調整可能最為有效。”此後,因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放開,中國的出生率曾出現兩次回升,但自2017年至2021年,中國淨增人口出現五連降,從2018年的530萬人一路狂跌至2021年的48萬人。“負增長是一個階段性的節點,但不是結束。”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階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告訴記者。從區域上來看,我國人口的負增長呈現由點及面不斷擴散的特點。“點”是如上海這樣的因經濟發達而具有少子傾向的地區:早在1993年,上海市的戶籍人口已出現負增長,到今天,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0.8,和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韓國持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國長子”之稱的東北地區也陷入了“生育陷阱”。歷史原因導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輕人流向沿海地區的“東南飛”,拉響了當地的人口警報。到今天,陷入人口負增長的地區,已經超過一半。根據2021年的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在中國大陸的31個省份中,已經有16個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現負增長。儘管,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這些沿海省份人口依然在增加,但並非是出生率較高的緣故,而是他們都是勞動力流入的省份。但總的來講,少子化已經滲透到全國範圍內了,“最後全部都會進入負增長階段。”

  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什麼?2020年,中國人口淨增204萬人,2021年,只有48萬。對於中國龐大的14.2億人口來說,這個數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這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總數量已經非常接近峰值,幾乎等同於“零人口增長”。出生人口越來越少,繼續走下去,就是越來越接近於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相交叉的邊緣。原新告訴記者,變成常態負增長前,往往有一段零人口增長階段,一般會在零值波動幾年,再轉向常態化的人口負增長。“在負增長的初期階段,人口體量依然龐大,即便是十四五開始負增長,也是早期階段,人口總量巨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

  “即便按照2020年的生育率1.3發展,2050總人口還會還在12-13億以上,在負增長早期階段,我們依然處於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慣性之中。”原新強調“人口現象演變為人口問題往往存在時間滯後,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只是人口現象,一方面,要超前認識和準備,另一方面,必須明確這種人口現象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匹配,就是問題,匹配就不是問題。”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負增長釋放出一個緊迫的訊號,人口數量下滑的趨勢將不可逆轉。“如果長期保持這個不可持續發展的話,離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越來越遠。”穆光宗說。黃文政指出,“人口負增長開始比較緩慢,之後會不斷加速。如果生育率一直維持在1.2以下的水平,那麼人口最終將以每出生一個人去世5個人的速度減少。”1980年代末,中國的總生育率為2.6,遠高於更替水平2.1。自1994年以來,這一數字一直在1.6至1.7之間徘徊,但在2020年下滑至1.3,2021年僅為1.15。

  人口學家何亞福告訴記者,人口的增長有慣性,不是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時人口就馬上下降的,同理,人口的下降也有慣性。將來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時,即使生育率回升,人口也會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慣性減少。上海保銀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在接受BBC採訪時指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可能也比預期更快到來。這篇報道寫道 :走向人口負增長意味著,在未來數十年裡,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將持續萎縮。而更少的勞動力可能意味著更高的工資,這對於製造業來說,可能意味著出口放緩,阻礙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勞動力萎縮還將凸顯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金能否維繫等問題。

  維多利亞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建博士在《對話》撰文指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預計到2100年將減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預計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將繼續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這意味著,目前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贍養20名老年人,但到2100年,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將必須贍養多達120名老年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年平均下降1.73%,這意味著除非生產率迅速提高,否則經濟增長將大幅放緩。”彭秀建指出,與此同時,中國需要把更多的生產資源用於提供衛生、醫療和養老服務,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女性的生育意願還能拉回來嗎?“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茅倬彥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2021年國家衛健委調查顯示,女性的生育意願繼續走低:育齡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於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後和00後的女性生育意願尤其低:分別為1.54和1.48個。黃文政認為,1990年年代出生人口曾經歷過一次斷崖似的下跌,就是90末的人數遠低於90初。現在的生育主力逐漸從90初一代轉換為90末一代,育齡高峰期女性基數大幅減少,而生育意願也更低,“這對出生率是雙重的打擊”。

  上述調查認為,經濟負擔重、子女無人照料和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因素已經成為制約生育的主要障礙。一方面,在年輕人眼中,生育意味著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包括金錢、時間、精力,且可能回報渺茫。“在農業時代,多一個小孩就多一個勞動力,所以生育是有經濟動力的。而現在生養一個小孩,除了在精神上獲得一些幸福感,你經濟上幾乎完全是付出。養孩子是沒有收入的,這可能和你的付出是完全不對稱的。”黃文政說。另一方面,許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擔心影響職業發展、遭遇“母職懲罰”。生育後的女性晉升機會減少、地位被邊緣化等情況並不罕見。有研究者計算出,中國女性每生育一個子女,工資收入就減少7%。

  黃文政認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經濟上的動力。想要真正提升這一代人的生育意願,需要實實在在的強有力的激勵機制。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強調家庭內部的合理分工,鼓勵生育更重要的是將家庭生育負擔外部化,應當由國家和政府分擔生、養、教的成本。對在無形中承擔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體,國家也要進行補貼,讓企業減少因員工生育帶來的損失。如此女性員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對待。

  國家衛健委在《決定》一文中強調,當前工作的著力點是完善積極生育支援政策體系,而“當前,我國配套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尚不完善,與人口發展形勢、與人民群眾熱切期盼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一個較為完善、能夠支撐起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經濟支援政策(津貼或減稅)、時間政策(產假或育兒假、彈性工作時間等)、托育服務供給和職場權益保障(保留工作崗位、提供培訓等)。此外,“生育友好”還應當對男女兩性都友好,不把生養責任推給一方獨自承擔。

  而在目前的中國,女性依舊承擔著沉重的養育責任,且難以獲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大部分地區產假仍只有3-4個月,男性法定陪產假只有15天,“孩子誰來帶”依舊是個大問題。中國的學前托育、教育資源仍然供給不足。0~3歲兒童主要由母親或祖輩照顧,2019 年全國0~3 歲兒童入托率僅為 4.3%,現有資源遠遠無法充分滿足家庭的需求。何亞福建議在中央層面出臺育兒補貼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動人口。“育齡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國家,所以鼓勵生育只有中央層面來做最合適。”但縱觀全球,多個經濟體,在金錢,政策,環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幾十年後,有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有微小的進步;還有部分國家或者地區,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仍然不見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為例,70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僱孕婦等。隨後,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並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不過20世紀90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或許還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將育兒假延長到480天,並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

  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間,高於絕大部分發達國家。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麼脆弱、容易反覆。而在當下,我們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喚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如原新所言:“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之內,即便是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加劇交匯,也還不是中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候,真正嚴峻的時候還在30年之後、50年之後,甚至更長週期之後。”無論是否錯過“視窗期”,當下所做的一切,都將是對未來的積極準備。無論是否錯過“視窗期”,當下所做的一切,都將是對未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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