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子非魚 釋出時間：2023-10-17 16:41

Arm的上市好像是孫正義背水一戰，轉向進攻模式的彈藥，但外界對此並沒有展現出過多的關注，一位長期關注軟銀業務的分析師指出： 

“大家真正關注的是，孫正義是否真的從願景基金1號和2號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

02、新王與舊王，難以復刻的造神時代

孫正義在新一輪生成式AI浪潮中的失蹤，實則源自軟銀自身的路徑依靠。 

這種路徑依靠，在分析師眼中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教訓」，但公允來說，在上一個時代裡，孫正義的豪賭確實顛覆了傳統風投模式，為孫正義與軟銀帶來了不計其數的財富與聲譽。

前紅杉資本合夥人邁克爾·莫里茨曾評價孫正義的「鉅額成長型投資」模式，讓他意識到，風險投資必需根據情況不斷調整策略，風險投資人同時也可以不必將目光侷限在矽谷。後來的紅杉也將這些經驗高效運用在自己身上，獲得了在行業的上風地位。 

變長的週期，越來越龐大的基金規模，一擲千金押注一家企業，也賦予了風險投資人創造大型貿易帝國的能力。這可能是屬於風投最好的時代，一方面崛起的移動網際網路企業自然需要依賴網路效應實現更多的增長，風險投資人們自然而然地改變其本地化的業務模式，轉變為更具全球視野的業務模式。 

另一方面，代際的變化催生了矽谷「反叛文化」的興起，反叛的不止是孫正義一個人。

而後的彼得·蒂爾的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保羅·格雷厄姆的YC，儘管並不都是鉅額基金的信奉者，但他們對本身年青初創企業的支援，帶動了一批初創企業的崛起。 

金融歷史學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在《風險投資史》中形容孫正義是這股浪潮中「第一個吃到螃蟹的人」。對於一個信仰指數原則與二八法則的行業而言，“誰先看到形勢轉變，並且擁有可以滿意新需求的資本，誰就可以在競爭對手醒悟之前獲得豐厚的回報。” 

但孫正義為何失去了先發上風？背後的樞紐原因，既有時代的原因，也是孫正義個性的偏執。

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孫正義再也沒有碰到曾經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大機會， 而在當前生成式AI的早期爆發時，孫正義過去投資的大量AI企業還未迎來理想中的爆發，在投資組合價值持續惡化的情況下，軟銀在節省現金的狀況下，對新興AI獨角獸的錯過，所付出的代價可能比想象中更大。 

除了拋卻Anthropic和Cohere之外，願景基金今年早些時候還強烈考慮過Stripe和Databricks的投資交易，前者為美國的一家移動支付公司，截至今年3月這家企業的估值在500億美元左右。後者則是一家英偉達押注的資料分析和人工智慧軟體製造商。有觀點以為，目前這兩家公司所完成的投資交易很像是鄰近IPO之前的融資輪。 

但軟銀聲稱，之所以沒有跟進的原因，仍是以為「它們也太貴了」。

而在一個指數法則的世界裡，錯過機會的隱形本錢遠遠大於損失投資本金為代價的風險本錢，命運運限有時候更重要。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是，來自大型科技公司的挑戰。無論是出於生態擴張，仍是業務協同，建立自己的VC機構已成為了一件稀鬆尋常的事。CV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的興起，讓科技巨頭們一方面透過投資潛伏的競爭對手，將其變成自己的朋友，另一方面，也得以在一直保持對前沿科技的敏銳嗅覺。 

這樣的案例，在微軟投資OpenAI、亞馬遜押注Anthropic等案例中並不鮮見。目前全球著名的CVC機構也被科技頭所囊括，如英特爾資本、谷歌風投部分GV、微軟M12等。微軟M12相關負責人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CVC應該比VC做得更好，前者有獨特的東西可以給到企業家。 

所謂的獨特的東西，既有業務層的協同，對行業的理解與共鳴，更多的還有更強烈的長期投資意願。一般VC的投資週期為7到10年，而CVC投資專案時間往往長達10年以上，甚至並不考慮退出。 

而在時運不濟外，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孫正義很早就意識到投資依賴聲譽與績效相互促進，在許多過往的例子中，風險投資公司的成功往往是因為創始人的經驗和地位所帶來的影響，而不是由於他們聲稱的獨創性方法。

當這種「個人式崇拜」被一次次失敗的投資所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對軟銀與孫正義的去魅。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軟銀對WeWork的失敗投資，在WeWork醜聞發生後，鮮少低頭的孫正義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我的投資判斷力很差。” 

人們也逐步意識到，在這場獨角獸投資中，軟銀一味鼓勵獨角獸過度增長而非轉頭夯實自身護城河的戰略，反而讓初創企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孫正義曾在投資WeWork時告訴其創始人亞當·諾依曼：“在一場戰鬥中，瘋子比聰明人更輕易贏。” 

這種對創始人野心的過度催化，實在也是孫正義個人野心的縮影，當這種野心匹配早期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紅利，軟銀與孫正義也順勢製造了屬於自己的神話。 

但當音樂聲住手，浪潮紅利結束，神話也已住手了。 

03、暴君與平庸，孫正義的AB面

畢竟是繼承過往的豪賭，仍是趨向守舊，在如今的軟銀身上，孫正義的這種矛盾更加凸顯。 

據《The Information》報道，孫正義越來越注重透過軟銀其他部分進行投資，過去的一年裡，他都沒有介入願景基金的日常工作，而過去幾年中，孫正義常常每週多次與願景基金合夥人舉行交易會議。 

願景基金在全球有三個最主要的辦公室，日本東京、美國紐約以及英國倫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他們可以在無需徵得孫正義或其他東京高管許可的情況下投資最多3億美元。一些願景基金員工感到了沮喪，他們無法透過電話聯絡上孫正義討論相關的交易事宜，員工們對孫正義的下一步步履幾乎一竅不通。 

這種「領導者真空」現象，與孫正義過往的「暴君」形象產生了光鮮的對比。

從年少起，孫正義就是一個追求目標且異常執著的人。 他最崇拜的偶像是幕末時代的志士坂本龍馬。這位推翻德川幕府的關鍵人物身上，一種「拋棄故鄉和家人，堅持自我信念」的活法感動了孫正義的心，從高中退學，隻身赴美，孫正義折服於美國的自由氛圍，他後來形容「那就是對我而言的脫藩」。 

後來取得卓越成就後，有人向他索要簽名，孫正義也老是寫下「志存高遠」四字。 

軟銀迄今為止發起的一次次豪賭，其絕對的主角依舊是孫正義。他尋找與他相似的人，鼓勵他們成為與自己一樣擁有野心的人。 在1999年與馬雲的第一次見面時，孫正義就說：“從他的眼神裡，看到了領袖的魅力，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動物般的氣息。” 

他舉例：“假如（馬雲）下令，讓100個部下跳進水裡，大家都會聽從，甚至說衝進火裡，也有人照辦。”恰是由於感觸感染到了這樣的氣力，與馬雲剛見面的5分鐘，孫正義就當場就拿出一張價值4000萬美元的支票。 

這樣的野心，也讓孫正義成為了軟銀獨一的話事人。

2016年，曾經被視為「軟銀接班人」尼科什·阿羅拉因軟銀內部利益衝突離職。後來離開軟銀的阿羅拉對媒體表示：“在軟銀，孫正義讓我幫他尋找將來事業的種子，我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以我自己的方式，當然跟他（的做法）不一樣。” 

在《孫正義傳》中，傳記作家杉本貴司記實了兩人最後的「離別時刻」，孫正義對阿羅拉說：“但願你去找一艘新船，我要繼承在這艘船上當船長。” 

而接任阿羅拉的拉吉夫·米斯拉，他曾匡助孫正義贏得450億美元的沙特基金，也在去年也公佈辭職，目前開啟了自己的新事業，創立了OneIM基金，已獲得68億美元初始募資。 

有接近願景基金的人士表示，目前孫正義委託軟銀高管Vikas J. Parekh制定人工智慧和物流戰略。從他的投資組合來看，包括了AI初創企業Vianai Systems、大資料營銷服務商6sense、網站託管服務平臺Pantheo等，他也曾介入2019年WeWork的融資，並以為是“當時一家混亂且造作的公司中頭腦冷靜的成員”。 

經歷了接班人的出走、長期副手的離職，船長孫正義儘管喊著「進攻」口號，但也逐漸選擇淡出前臺，讓願景基金變得逐漸「平庸」。一位前軟銀投資者這樣評價：“願景基金現在類似於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任何基金”。 

軟銀與孫正義最大的困境或許在於，他們沒有在接下來的時代中，完成自身的更新。一是投資模式的立異，由於沒有人能永遠躺在「功勞簿」上。二是建立內部更好的權力架構與企業文化，完成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