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京東副總裁蔡磊：最後一戰，向死而生

2019年9月，41歲的京東副總裁蔡磊和漸凍症不期而遇。

這是世界五大絕症之一，一旦確診，生存期往往只剩下2-5年。患者將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全身肌肉萎縮，直至喪失功能到無法說話、呼吸和吞嚥。殘酷程度超過癌症。

人生的上半場剛靠艱苦奮鬥實現了財務自由，下半場伊始就拿到了這麼難的一張考卷。換作是你，會如何選擇？遊山玩水、陪伴家人，讓人生少一些遺憾？蔡磊沒有這麼做，他把攻克漸凍症作為人生的最後一次創業，對命運展開了絕地反擊。

這是全世界獨一一個在相似處境下做出了這種選擇的人。過去的兩百年，全世界關於漸凍症的基礎研究和藥物研發的重大突破幾乎為零。蔡磊，一個醫學領域的門外漢，他何以讓自己背上這麼難的重擔？

帶著這樣的疑問，也帶著對這種精神的崇敬，在北京4月初的一個春日午後，虎嗅《有書不孤讀》欄目在東三環的蔡磊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對話。鏡頭下的蔡磊聲音已經變得恍惚，雙手也不再能自由調動，連推個眼鏡都需要別人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舊天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全年無休。

在過去的三年裡，他搭建了全球最大的漸凍症患者科研資料和互助平臺，多方籌集資金，組織科研，推動了幾十條藥物管線的研發。從去年開始，他的工作日程裡又增加了直播帶貨、寫書，他想讓更多的人瞭解這個疾病，而由此獲得的收入，也將會補貼到藥物研發中去。

我們問是什麼支撐他這麼做？他說這是他的信奉，相信絕望之上的但願，即便終極仍舊會失敗，他至少用失敗的方式加速了人類攻克漸凍症的工作。

在一個小時的對話裡，他還提到了曾帶給他激勵的《西西弗斯神話》《活著》《埃隆·馬斯克傳》。以下為對話內容，講述方式採用第一人稱，由嘉賓對談收拾整頓得出。

一、讀書改變了我

一個人的性格養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的這種為了一個目標咬緊牙關、決不拋卻的性格，大概也有三十四年了。這其中當然有家庭教育的因素，受限於時間原因，這個就不展開講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書對我影響比較大？這個確實是有的，比方朱總理的書。朱總理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才學這塊就不用說了，最感動我的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和信念，深深地感動了當時還很年青的我，甚至影響到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8年，我在考研，臨考前2個月，我調整了報考方向。原因就是，當時年輕氣盛的我一心想要追隨朱總理這麼偉大的人，然後，那一年，我就義無反顧地報考了國民經濟治理專業。臨考換專業的結果就是，固然總分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院系的前六名，但是專業課成績只考了40分，單科掛科也是不能被錄取的。所以，第一年考研就失敗了。但是我一點不後悔，我覺得這就是當時的我要做的一個決定，朱總理就是我的榜樣，我就要去追隨這個榜樣。

考研失敗後的一段時間，我仍是有點失蹤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個朋友向我推薦了一本書，就是餘華的《活著》。看完之後，豁然開朗，考不上研究生又算什麼呢，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傷。

考研失敗後，我計劃回老家陪媽媽，待上一兩年再出發。實際上我也是這麼做的，後來，我在職參加全國統考，又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的公費研究生，成績前三。

在中央財經大學讀書時的蔡磊

二 、人生的本質是痛苦

每個人都不但願自己經歷苦難，但是對相稱多的人來說難免。有些人生下來就是苦難，比方不少病友，他們的家庭狀況也非常悲慘。

先舉一個真實的例子。我有一位30多歲的病友，她在4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然後，在她女兒2歲的時候，她得了漸凍症。僅僅兩年多時間，病情就進展到了瀕臨死亡的程度，但是她不想死，由於她掛念孩子。她的母親一直在照顧她和她的女兒，你猜怎麼著，去年二月份，她的母親又得了漸凍症，到今天也就一年多時間，已經發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這個家庭，一家三口都需要人照顧，沒有錢，請不起保姆，現在，照顧她們一家三口的是80多歲的姥姥，太難了。他們也是常常跟我保持聯絡，去年我們也給了他們一些匡助。

這種苦難可以說是困境，人處在這種困境裡就很難改變，由於你選擇不了你的出身，甚至選擇不了你的命運。但是，是不是就坐以待斃呢？也不是，就像《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裡提到的，我們至少可以選擇面對困境的立場，而這個立場將決定你是否有可能從悲慘走向夸姣。

遇到困難之後，很多人或許會怨天尤人，甚至覺得自己是最倒黴的。實在，誰也不是最倒黴的，包括我們這身患絕症的患者，我們也不是最倒黴的。天天都有人，一出門就被車撞死了，他們是不是比我們還慘。所以，我覺得，無論當下你的處境是什麼，都要調整心態，讓自己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旦沉淪了，受影響的不是自己，而是整個家庭。不能天天都活在黑暗裡，要成為一個追求光明的人。

三、我在加快失敗

在過去的幾年，我和團隊推動了幾十款藥物研發和測試，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成功的。

實在，每條管線的研發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投入了許多的時間，佈滿著無比的期待，最後仍是失敗了。沒有什麼，我從來不由於這些失敗受到什麼情緒上的影響，站起來繼承戰鬥。

常常有人問我，你研發的藥到什麼地步了，什麼時候出來？這個題目沒法回答。攻克神經退行性疾病難度比人類登月計劃要難一百倍，這個一點都不誇張。由於登月在理論上早已成熟，剩下的工作就是工程學上的實現，只要投入足夠的資金，就必然成功。

攻克神經系統疾病到今天為止都還不是一項工程，過去的30年，人類為神經退行性疾病已經投入超過了1萬億美金，幾乎全部失敗，獨一的一些所謂的成功只有那麼一點點效果，就像我們的藥，能延長兩到三個月的壽命，對病人來說，依然是絕望。多活兩三個月沒有太大價值，更多的是遭受折磨和拖累。

能夠加快這個失敗，也是我做這件事的價值。2020年之前的兩百年，中國漸凍症的藥物研發只有14個，可以說只失敗了14次，但是最近三年，我就失敗了30多次，可以說把藥物研發的速度加速了幾十倍，現在速度還在加快，假如幾年頂過去的一兩百年，這不就是但願越來越大嗎，所以，別人看到的是失敗，看到的是沮喪，我看到是但願。這就是我的相信。

四、做事最有價值

很多人說我做的事情就像西西弗斯，確實有點像，但是，這就是我的價值觀。

我一直都覺得，做事最有價值。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情，全力以赴，它就有價值，即便全都是失敗，也是有價值的。就像我過去說的，在過去近兩百年，人類死亡一千萬漸凍症患者，對科學研究和提高來說，絕大部分人死的沒有意義。

這也就是我號召1000位病友共同捐募我們的遺體和腦脊髓組織的原因，假如實現了，就改寫了歷史，中國漸凍症罕見病科研樣本就實現了0到1的突破。過去兩百年，中國一例規範的漸凍症的腦和脊髓組織樣本都沒有，我想讓我們死的有價值。

我的這種三觀底到底如何形成的？應該說從小就是這樣。前面提到的那些書，以及上學時教材裡的一些革命前輩的故事，都給了我深刻的教誨以及榜樣的氣力。我至今仍舊清晰記得，從10歲左右，我就天天四五點鐘起來，跑步、打拳，背英語。

2019年9月，41歲的京東副總裁蔡磊和漸凍症不期而遇。

這是世界五大絕症之一，一旦確診，生存期往往只剩下2-5年。患者將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全身肌肉萎縮，直至喪失功能到無法說話、呼吸和吞嚥。殘酷程度超過癌症。

人生的上半場剛靠艱苦奮鬥實現了財務自由，下半場伊始就拿到了這麼難的一張考卷。換作是你，會如何選擇？遊山玩水、陪伴家人，讓人生少一些遺憾？蔡磊沒有這麼做，他把攻克漸凍症作為人生的最後一次創業，對命運展開了絕地反擊。

這是全世界獨一一個在相似處境下做出了這種選擇的人。過去的兩百年，全世界關於漸凍症的基礎研究和藥物研發的重大突破幾乎為零。蔡磊，一個醫學領域的門外漢，他何以讓自己背上這麼難的重擔？

帶著這樣的疑問，也帶著對這種精神的崇敬，在北京4月初的一個春日午後，虎嗅《有書不孤讀》欄目在東三環的蔡磊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對話。鏡頭下的蔡磊聲音已經變得恍惚，雙手也不再能自由調動，連推個眼鏡都需要別人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舊天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全年無休。

在過去的三年裡，他搭建了全球最大的漸凍症患者科研資料和互助平臺，多方籌集資金，組織科研，推動了幾十條藥物管線的研發。從去年開始，他的工作日程裡又增加了直播帶貨、寫書，他想讓更多的人瞭解這個疾病，而由此獲得的收入，也將會補貼到藥物研發中去。

我們問是什麼支撐他這麼做？他說這是他的信奉，相信絕望之上的但願，即便終極仍舊會失敗，他至少用失敗的方式加速了人類攻克漸凍症的工作。

在一個小時的對話裡，他還提到了曾帶給他激勵的《西西弗斯神話》《活著》《埃隆·馬斯克傳》。以下為對話內容，講述方式採用第一人稱，由嘉賓對談收拾整頓得出。

一、讀書改變了我

一個人的性格養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的這種為了一個目標咬緊牙關、決不拋卻的性格，大概也有三十四年了。這其中當然有家庭教育的因素，受限於時間原因，這個就不展開講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書對我影響比較大？這個確實是有的，比方朱總理的書。朱總理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才學這塊就不用說了，最感動我的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和信念，深深地感動了當時還很年青的我，甚至影響到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8年，我在考研，臨考前2個月，我調整了報考方向。原因就是，當時年輕氣盛的我一心想要追隨朱總理這麼偉大的人，然後，那一年，我就義無反顧地報考了國民經濟治理專業。臨考換專業的結果就是，固然總分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院系的前六名，但是專業課成績只考了40分，單科掛科也是不能被錄取的。所以，第一年考研就失敗了。但是我一點不後悔，我覺得這就是當時的我要做的一個決定，朱總理就是我的榜樣，我就要去追隨這個榜樣。

考研失敗後的一段時間，我仍是有點失蹤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個朋友向我推薦了一本書，就是餘華的《活著》。看完之後，豁然開朗，考不上研究生又算什麼呢，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傷。

考研失敗後，我計劃回老家陪媽媽，待上一兩年再出發。實際上我也是這麼做的，後來，我在職參加全國統考，又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的公費研究生，成績前三。

在中央財經大學讀書時的蔡磊

二 、人生的本質是痛苦

每個人都不但願自己經歷苦難，但是對相稱多的人來說難免。有些人生下來就是苦難，比方不少病友，他們的家庭狀況也非常悲慘。

先舉一個真實的例子。我有一位30多歲的病友，她在4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然後，在她女兒2歲的時候，她得了漸凍症。僅僅兩年多時間，病情就進展到了瀕臨死亡的程度，但是她不想死，由於她掛念孩子。她的母親一直在照顧她和她的女兒，你猜怎麼著，去年二月份，她的母親又得了漸凍症，到今天也就一年多時間，已經發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這個家庭，一家三口都需要人照顧，沒有錢，請不起保姆，現在，照顧她們一家三口的是80多歲的姥姥，太難了。他們也是常常跟我保持聯絡，去年我們也給了他們一些匡助。

這種苦難可以說是困境，人處在這種困境裡就很難改變，由於你選擇不了你的出身，甚至選擇不了你的命運。但是，是不是就坐以待斃呢？也不是，就像《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裡提到的，我們至少可以選擇面對困境的立場，而這個立場將決定你是否有可能從悲慘走向夸姣。

遇到困難之後，很多人或許會怨天尤人，甚至覺得自己是最倒黴的。實在，誰也不是最倒黴的，包括我們這身患絕症的患者，我們也不是最倒黴的。天天都有人，一出門就被車撞死了，他們是不是比我們還慘。所以，我覺得，無論當下你的處境是什麼，都要調整心態，讓自己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旦沉淪了，受影響的不是自己，而是整個家庭。不能天天都活在黑暗裡，要成為一個追求光明的人。

三、我在加快失敗

在過去的幾年，我和團隊推動了幾十款藥物研發和測試，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成功的。

實在，每條管線的研發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投入了許多的時間，佈滿著無比的期待，最後仍是失敗了。沒有什麼，我從來不由於這些失敗受到什麼情緒上的影響，站起來繼承戰鬥。

常常有人問我，你研發的藥到什麼地步了，什麼時候出來？這個題目沒法回答。攻克神經退行性疾病難度比人類登月計劃要難一百倍，這個一點都不誇張。由於登月在理論上早已成熟，剩下的工作就是工程學上的實現，只要投入足夠的資金，就必然成功。

攻克神經系統疾病到今天為止都還不是一項工程，過去的30年，人類為神經退行性疾病已經投入超過了1萬億美金，幾乎全部失敗，獨一的一些所謂的成功只有那麼一點點效果，就像我們的藥，能延長兩到三個月的壽命，對病人來說，依然是絕望。多活兩三個月沒有太大價值，更多的是遭受折磨和拖累。

能夠加快這個失敗，也是我做這件事的價值。2020年之前的兩百年，中國漸凍症的藥物研發只有14個，可以說只失敗了14次，但是最近三年，我就失敗了30多次，可以說把藥物研發的速度加速了幾十倍，現在速度還在加快，假如幾年頂過去的一兩百年，這不就是但願越來越大嗎，所以，別人看到的是失敗，看到的是沮喪，我看到是但願。這就是我的相信。

四、做事最有價值

很多人說我做的事情就像西西弗斯，確實有點像，但是，這就是我的價值觀。

我一直都覺得，做事最有價值。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情，全力以赴，它就有價值，即便全都是失敗，也是有價值的。就像我過去說的，在過去近兩百年，人類死亡一千萬漸凍症患者，對科學研究和提高來說，絕大部分人死的沒有意義。

這也就是我號召1000位病友共同捐募我們的遺體和腦脊髓組織的原因，假如實現了，就改寫了歷史，中國漸凍症罕見病科研樣本就實現了0到1的突破。過去兩百年，中國一例規範的漸凍症的腦和脊髓組織樣本都沒有，我想讓我們死的有價值。

我的這種三觀底到底如何形成的？應該說從小就是這樣。前面提到的那些書，以及上學時教材裡的一些革命前輩的故事，都給了我深刻的教誨以及榜樣的氣力。我至今仍舊清晰記得，從10歲左右，我就天天四五點鐘起來，跑步、打拳，背英語。

2019年9月，41歲的京東副總裁蔡磊和漸凍症不期而遇。

這是世界五大絕症之一，一旦確診，生存期往往只剩下2-5年。患者將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全身肌肉萎縮，直至喪失功能到無法說話、呼吸和吞嚥。殘酷程度超過癌症。

人生的上半場剛靠艱苦奮鬥實現了財務自由，下半場伊始就拿到了這麼難的一張考卷。換作是你，會如何選擇？遊山玩水、陪伴家人，讓人生少一些遺憾？蔡磊沒有這麼做，他把攻克漸凍症作為人生的最後一次創業，對命運展開了絕地反擊。

這是全世界獨一一個在相似處境下做出了這種選擇的人。過去的兩百年，全世界關於漸凍症的基礎研究和藥物研發的重大突破幾乎為零。蔡磊，一個醫學領域的門外漢，他何以讓自己背上這麼難的重擔？

帶著這樣的疑問，也帶著對這種精神的崇敬，在北京4月初的一個春日午後，虎嗅《有書不孤讀》欄目在東三環的蔡磊的辦公室與他進行了一場對話。鏡頭下的蔡磊聲音已經變得恍惚，雙手也不再能自由調動，連推個眼鏡都需要別人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舊天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全年無休。

在過去的三年裡，他搭建了全球最大的漸凍症患者科研資料和互助平臺，多方籌集資金，組織科研，推動了幾十條藥物管線的研發。從去年開始，他的工作日程裡又增加了直播帶貨、寫書，他想讓更多的人瞭解這個疾病，而由此獲得的收入，也將會補貼到藥物研發中去。

我們問是什麼支撐他這麼做？他說這是他的信奉，相信絕望之上的但願，即便終極仍舊會失敗，他至少用失敗的方式加速了人類攻克漸凍症的工作。

在一個小時的對話裡，他還提到了曾帶給他激勵的《西西弗斯神話》《活著》《埃隆·馬斯克傳》。以下為對話內容，講述方式採用第一人稱，由嘉賓對談收拾整頓得出。

一、讀書改變了我

一個人的性格養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的這種為了一個目標咬緊牙關、決不拋卻的性格，大概也有三十四年了。這其中當然有家庭教育的因素，受限於時間原因，這個就不展開講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書對我影響比較大？這個確實是有的，比方朱總理的書。朱總理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才學這塊就不用說了，最感動我的是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和信念，深深地感動了當時還很年青的我，甚至影響到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8年，我在考研，臨考前2個月，我調整了報考方向。原因就是，當時年輕氣盛的我一心想要追隨朱總理這麼偉大的人，然後，那一年，我就義無反顧地報考了國民經濟治理專業。臨考換專業的結果就是，固然總分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院系的前六名，但是專業課成績只考了40分，單科掛科也是不能被錄取的。所以，第一年考研就失敗了。但是我一點不後悔，我覺得這就是當時的我要做的一個決定，朱總理就是我的榜樣，我就要去追隨這個榜樣。

考研失敗後的一段時間，我仍是有點失蹤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個朋友向我推薦了一本書，就是餘華的《活著》。看完之後，豁然開朗，考不上研究生又算什麼呢，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傷。

考研失敗後，我計劃回老家陪媽媽，待上一兩年再出發。實際上我也是這麼做的，後來，我在職參加全國統考，又考到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的公費研究生，成績前三。

在中央財經大學讀書時的蔡磊

二 、人生的本質是痛苦

每個人都不但願自己經歷苦難，但是對相稱多的人來說難免。有些人生下來就是苦難，比方不少病友，他們的家庭狀況也非常悲慘。

先舉一個真實的例子。我有一位30多歲的病友，她在4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然後，在她女兒2歲的時候，她得了漸凍症。僅僅兩年多時間，病情就進展到了瀕臨死亡的程度，但是她不想死，由於她掛念孩子。她的母親一直在照顧她和她的女兒，你猜怎麼著，去年二月份，她的母親又得了漸凍症，到今天也就一年多時間，已經發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這個家庭，一家三口都需要人照顧，沒有錢，請不起保姆，現在，照顧她們一家三口的是80多歲的姥姥，太難了。他們也是常常跟我保持聯絡，去年我們也給了他們一些匡助。

這種苦難可以說是困境，人處在這種困境裡就很難改變，由於你選擇不了你的出身，甚至選擇不了你的命運。但是，是不是就坐以待斃呢？也不是，就像《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裡提到的，我們至少可以選擇面對困境的立場，而這個立場將決定你是否有可能從悲慘走向夸姣。

遇到困難之後，很多人或許會怨天尤人，甚至覺得自己是最倒黴的。實在，誰也不是最倒黴的，包括我們這身患絕症的患者，我們也不是最倒黴的。天天都有人，一出門就被車撞死了，他們是不是比我們還慘。所以，我覺得，無論當下你的處境是什麼，都要調整心態，讓自己有一個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旦沉淪了，受影響的不是自己，而是整個家庭。不能天天都活在黑暗裡，要成為一個追求光明的人。

三、我在加快失敗

在過去的幾年，我和團隊推動了幾十款藥物研發和測試，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成功的。

實在，每條管線的研發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投入了許多的時間，佈滿著無比的期待，最後仍是失敗了。沒有什麼，我從來不由於這些失敗受到什麼情緒上的影響，站起來繼承戰鬥。

常常有人問我，你研發的藥到什麼地步了，什麼時候出來？這個題目沒法回答。攻克神經退行性疾病難度比人類登月計劃要難一百倍，這個一點都不誇張。由於登月在理論上早已成熟，剩下的工作就是工程學上的實現，只要投入足夠的資金，就必然成功。

攻克神經系統疾病到今天為止都還不是一項工程，過去的30年，人類為神經退行性疾病已經投入超過了1萬億美金，幾乎全部失敗，獨一的一些所謂的成功只有那麼一點點效果，就像我們的藥，能延長兩到三個月的壽命，對病人來說，依然是絕望。多活兩三個月沒有太大價值，更多的是遭受折磨和拖累。

能夠加快這個失敗，也是我做這件事的價值。2020年之前的兩百年，中國漸凍症的藥物研發只有14個，可以說只失敗了14次，但是最近三年，我就失敗了30多次，可以說把藥物研發的速度加速了幾十倍，現在速度還在加快，假如幾年頂過去的一兩百年，這不就是但願越來越大嗎，所以，別人看到的是失敗，看到的是沮喪，我看到是但願。這就是我的相信。

四、做事最有價值

很多人說我做的事情就像西西弗斯，確實有點像，但是，這就是我的價值觀。

我一直都覺得，做事最有價值。為一個有價值的事情，全力以赴，它就有價值，即便全都是失敗，也是有價值的。就像我過去說的，在過去近兩百年，人類死亡一千萬漸凍症患者，對科學研究和提高來說，絕大部分人死的沒有意義。

這也就是我號召1000位病友共同捐募我們的遺體和腦脊髓組織的原因，假如實現了，就改寫了歷史，中國漸凍症罕見病科研樣本就實現了0到1的突破。過去兩百年，中國一例規範的漸凍症的腦和脊髓組織樣本都沒有，我想讓我們死的有價值。

我的這種三觀底到底如何形成的？應該說從小就是這樣。前面提到的那些書，以及上學時教材裡的一些革命前輩的故事，都給了我深刻的教誨以及榜樣的氣力。我至今仍舊清晰記得，從10歲左右，我就天天四五點鐘起來，跑步、打拳，背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