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和募兵制，兩場充滿“進步意義”的改革，唐朝國運由盛轉衰

來源：神一樣的邪狂帝俠 釋出時間：2023-03-22 09:41

　　導讀：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無論是兩稅法還是募兵制，都是“進步”的，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雖然改革鬧得如火如荼，唐朝的國力還是一步步下降了，最終在一百年後的公元907年，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這讓人不由好奇，唐朝改革的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事?為什麼會使得國家進一步跌入深淵？

　　覆滅的開端：被動的改革

　　想要理解唐朝的這兩次改革，我們必須先著眼於唐朝改革之前的情況，在兩稅法和募兵制之前，唐朝實行的是“租庸調”賦稅制度和府兵制。而這二者，則根植於“均田制”，均田制最早創建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透過將國家土地按人頭平分，來促進生產力。

　　與魏晉南北朝不同的是，唐朝的這一制度則更加的“大方”。李淵在建立唐朝之時，為了能夠讓百姓休養生息，便規定，只要是年滿二十週歲的男性公民，都可以獲得國家分配的一百畝土地，等到其步入老年以後，再由國家將這些土地回收，重新分配給年輕的公民。

　　正是基於這一政策，唐朝形成了“租庸調”賦稅制度：每到春秋兩季，官府會對全國百姓進行抽成，收繳稅費，或糧食，或布匹，進而使得整個國家順利執行。均田制或許聽起來十分不靠譜，但是在唐朝早期的時候，它的確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但使得國家生產力極速飆升，還使得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堪稱雙贏。

　　由於人人都有土地，都能夠過上好日子，因此在這一階段，唐朝在推行府兵制時候就遊刃有餘了：唐朝規定，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兵農合一，平時在操持田地的農民，在農閒的時候會跟隨當地部隊進行訓練，成為國家的預備役，到了戰爭時期，則拿上武器從軍打仗。

　　全民當兵看似勞民傷財，但是在當時百姓普遍參與積極性很高，府兵不但會自己準備參戰武器、盔甲馬匹，甚至還會每年到所在州府例行服役，運氣好的話，甚至可以到長安城天子腳下服役。府兵制下當然也是有常備軍的，在當時全國都有設定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只要你當兵當的好，那麼就可以一直當下去，國家還會對稅務方面給予減免。

　　整個府兵制實行下來，不僅僅節省了國家的軍費開支，還保障了經濟農業建設，最重要的是，再這樣的體制之下，人人都還過得不賴。這是唐朝的幸運，也是老百姓的幸運。然而，再好的制度也終有瓦解的一天，唐朝建立初期，由於人口較少，江南地區還有著很大的開發空間，均田制尚且能夠維持下去，然而，隨著人口逐漸爆發式增長，再加上土地兼併現象此起彼伏，這套制度沒有執行多久，就玩不轉了。

　　首先，國家沒有足夠的土地進行分配，其次各種地方豪強浮現，利用手裡的權力大肆兼併，致使越來越多的土地脫離政府的管控，最終，均田制被迫瓦解。“租庸調”稅費制度和府兵制都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因此到了這一步，唐朝已經到了不得不進行改革的地步。

　　唐朝的悲歌，兩稅法的失敗執行

　　唐朝的改革簡單理解，可以算得上是從一個“大同封建王朝”到一個“普通封建王朝”的過度，它並不是唐朝滅亡的直接原因，而是唐朝開始滅亡的標誌。均田制的瓦解，意味著唐朝必須在短時間內，從一項新制度裡湊齊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人力和資源，這種突然轉型對於整個帝國造成了巨大的混亂。

　　唐朝實行“兩稅法”初期並未想要藉此壓榨百姓，但是當各地州府開展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卻衍生出了種種亂象。由於在此之前國家從未徵收過現錢，很多東西缺乏量化指標，一斗糧食在不同地區價格也不同，有的官員趁機改變價碼加收，私加稅款的現象此起彼伏。

　　除此之外，由於兩稅法只徵收現金，一些糧食商人也找到了“撈偏門”的方法，他們吃準老百姓在繳稅日期內急於變現，便聯起手來壓低糧價，百姓為了繳稅，不得不賤賣自己辛苦一年的勞動成果，久而久之，百姓日漸貧窮，貪官汙吏卻個個肥的流油。

　　在原來的“租庸調”制度中，百姓雖然也要繳稅，但標準透明，沒有中間商賺差價。這一點從“租庸調”三個字便能夠看出，“租”指得是租種政府分配給百姓的土地，以糧食作物來付款，也就是繳稅，“庸”指得是成年男子要負責在農閒時訓練，或者做一些無償勞動，都是為了國家，誰也貪不著，“調”和“租”類似，指的是將布帛之類的產品直接交給皇家機構，也算是賦稅的一種。

　　“租庸調”制度有著一套嚴格的固定標準，每個人需要繳納多少稅，都是有明確的規定的，不會因為某一個地區富裕而增加，也不會因為某個地區貧窮而減少。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整個唐朝的稅收體制還是比較簡單透明的，做好“租庸調”，萬事不用愁。可現在變為了兩稅法，事情就複雜起來了，百姓不單單失去了國家分配的土地，還要承受貪官汙吏的剝削。

　　唐朝中後期，北方大片領土已經淪為戰區，人口驟減，但是，當地的官員卻仍然不肯降低稅款，因此使得分配到每個人的頭上配額愈發之多，甚至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在這一階段，無數人選擇背井離鄉，搬到南方和偏遠地區，而這也更加加劇了土地兼併。

　　從這時開始，每一個百姓都不再是為了國家而活著，再也沒有人願意自發購買盔甲武器，走上戰場，唐朝立國之本的“府兵制”，也就此瓦解。對於唐朝中央朝廷而言，民間的變化他們當然是看得見的，不過此時，也無從進行制止，因為戰爭已經接踵而至，“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唐朝軍事開支急速飆升，對於唐朝中央朝廷而言，他們需要的是大量的資金，而如果再像以往那樣慢悠悠的實行“租庸調”，恐怕等到百姓的稅到賬，叛軍都打進長安了。

　　為此，他們寧願向徵收稅款的人，也就是地方官員進行妥協，允許其趁機中飽私囊。從客觀的角度上來講，“兩稅法”絕對不是什麼壞條例，在唐朝發起兩稅法之後的日子裡，這一法案又延續了長達八百年的時間，受到無數王朝的青睞。

　　但是，想要真正發揮出新法的好處，前提條件是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夠進行實時監督，可此時的唐朝顯然是不具備這一點的，安史之亂時期，唐朝一度淪喪了半個國土，以及長安洛陽兩個首都，甚至其中央政權還要依靠地方來進行維繫，這樣的條件下，監督是無從談起的。如果說此前的唐朝是一個開明的王朝，那麼從這一刻開始，它就墜入了漩渦，只能眼睜睜得看著自己的國力被叛軍、被貪官汙吏一點一滴的捲走。

　　興于軍事，毀於軍事

　　除了兩稅法之外，募兵制也是一項被動的改革。早期府兵制時期，唐代沿襲了南北朝的軍功勳賞制度，無論出身貴賤，只要有軍功，人人都能夠飛黃騰達，然而，到了唐中期，雖然天下仍舊湧現出無數有功之臣，但是唐朝朝廷已經無力進行封賞，百姓積極性降低，兵源驟減，最終，朝廷只能改變制度，改成了直接花軍餉來拉兵。

　　這樣做的好處是兵員職業化，士兵就是士兵，無需種地餬口，戰鬥力更強，而且百姓無需每年武裝訓練，或者到州府駐防，節省了勞動力，但壞處是，就連發軍餉的錢，唐朝朝廷也付不出來，只能層層下放權力，由地方節度使進行包攬。到了後來，唐朝甚至直接將軍事統領、財政支配、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全部下放給了節度使，直到這一步，節度使儼然已經成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募兵制，顧名思義，當然是誰發錢就聽誰的，慢慢的，士兵們只知有將軍，不知有皇帝，這無疑埋下了國家分裂的種子。唐朝晚期時，在全國各地都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而這一切都是源自於兵制的轉變。以往計程車兵軍農不分家，除了在部隊裡吃糧，他們更大一部分生計來源是國家給的土地，正因如此，才會死心塌地的效忠國家。

　　可現在，士兵把將當兵作為一種職業，非但不會對國家心存感激，甚至當唐朝朝廷對節度使進行削藩的時候，還往往會受到藩鎮節度使和藩鎮士兵的聯合反抗，更嚴重者甚至會出現軍隊譁變的情形。節度使權力大了，戰鬥力自然是有一定保障的，在這項改革最初實行的十幾年時間裡，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朔方節度使李禕、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均在與吐蕃的戰鬥中大勝，"拓境千餘裡"。

　　但節度使的實力此時已經大到了超出中央控制的地步，最終唐廷只能做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拉起幾派，相互制衡。唐朝中期開始，基本上節度使就形成了西北派：安西、北庭、碩方三家，東北派：河東、平盧、范陽三家，關中派：河西、隴右兩家，以及南方派的劍南、嶺南。

　　原本這也不失為一個好招，至少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留有後手。但是，老年昏聵的唐玄宗居然一口氣將平盧、范陽、河東，東北三家節度使同時封給了安祿山，這直接使得權力天平失衡，並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雖然在後來西北派及時出兵，幫助皇帝平定了叛亂，但節度使之亂的根子，並沒有除去。

　　安史之亂後，唐朝歷代皇帝都陷入了受制於節度使的困境之中，想要在極小的可控制區域裡積攢出壓制節度使的力量，是極其困難的。在唐武宗時期，甚至乾脆把主意打到了和尚們的身上，開啟了毀佛運動，下詔令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沒收大量寺院土地。

　　要知道，唐朝早期的幾位皇帝，對於佛教的態度都是相當尊重的，以禮佛為潮流，可見，唐中央財政此時已經拮据到了如何境地。然而，欺負和尚也只能解一時之急，不能夠解決大問題。對於已經積重難返的唐帝國而言，想要徹底壓垮它，只需要一根最後的稻草。

　　而這根稻草便是公元859年唐與南詔的戰爭，這場戰爭超過了唐朝皇帝的想象，不但榨乾了朝廷全部的積蓄，還使得天下百姓對於李唐王朝喪失了最後的信心。同一年，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大規模的民變，一時間，各大藩鎮先後自立稱王，昔日唐王朝所依仗的地方力量，成為了一把把刺向自己的尖刀。唐朝的結局是悲哀的：藩鎮自立，官宦不和，百姓起義，皇帝昏庸……然而，這一切早在昔日的改革之時，就已經奠定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