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後的周恩來，完全是兩個人

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這樣的人生履歷，會對未來有什麼期待？

你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做過縣長，老實巴交的父親做了公務員，工資不高卻能保證全家衣食無憂。

這樣的家境，未必能給你留下多少財產，但能給你優良的家風、開拓的眼界和不甘人下的志氣。

論原生家庭，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雖然年少的時候，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導致家境沒落，但你的個人能力非常優秀，在外省讀小學期間，便得到老師的賞識，感嘆一聲：

“教書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學生，我得多花點心血，就是嘔心瀝血也心甘情願。”

你不負恩師的期望，16歲考入全國知名中學，被校長稱為“宰相之才”，因此經常請你到家裡吃飯，和未出茅廬的你談論國家大事。

如果在唐朝，這樣的人被稱為“神童。”

你繼續發奮努力，20歲的時候出國留學，雖然沒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文憑，但遊歷了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世界發達國家，對各國的風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閱歷之豐富，同代青年中罕有人比。

留學期間，你和同學們信仰了一種主義，並且成立了追求主義的組織。此時國內也成立了同類型組織，你決定說服同學們，和國內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為其下級機構。

因為這件事，你成為國內大型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隨即有了無數志同道合的同伴，事業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

創辦組織的同時，你在德國遇到一位縱橫沙場近十年的將軍，他為了追求理想才找到你，你們結為莫逆之交，友誼保持一輩子。

相當於現在大學畢業的年紀，便能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人格魅力不用多說，妥妥的青年豪俊。

要是在遊俠盛行的魏晉南北朝，這就是奔走江湖的曹操、祖逖、劉琨一樣的人物。

他們年少有為，很快入朝為官。

而你也被恩師推薦回國，到廣州一所軍校做領導人之一，授予將軍銜，麾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青年。此時的你只有27歲。

在別人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時候，你已經什麼都不缺了，組織、社會地位、信仰、工作乃至愛情，你都有了。

太傳奇了，簡直是爽文小說的男主標配。

好了，現在睜開眼睛，問問自己，這樣的人生履歷到底有沒有代入感？

如果實在沒有代入感的話，你也不必灰心喪氣，因為這身開局神裝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擁有的，它只屬於一個傳奇人物——周恩來。

那個請他吃飯的校長是張伯苓，參與創辦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結交一生的將軍是朱德，回國任職的軍校是黃埔軍校。

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此時的周恩來意氣風發，特別希望在風雲激盪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

如果換做是你，恐怕也會非常自信，有一種“天降大任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但命運猶如過山車，給了周恩來遠比其他人強大的神裝，也讓他經歷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從命運的頂峰狠狠拋下。

而這些失敗對青年豪俊周恩來的打擊，遠比世人想象的更深遠。

周恩來的第一次重大失敗是南昌起義。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舉刀屠戮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隨後以英美列強做背景板，和江浙財閥組成南京買辦政府。

我黨為了生存，也為了挽救革命，便決定以葉挺、賀龍的兩萬部隊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起義的全部事情。

8月1日凌晨，南昌起義爆發。

激戰到清晨，起義部隊已經全殲守軍3000多人，繳獲子彈70萬發，各種槍支5000多，可謂是大獲全勝。

這個時候，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起義基本成功，以後也不會有什麼大波折，便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準備奪取出海口，接收蘇聯援助，然後積蓄實力舉行第二次北伐。

但不久後他們才明白，起義並不簡單。

離開南昌城，起義部隊便成為孤軍，基本沒有穩定的後勤補給。千里行軍意味著沒有友軍配合，很容易被敵軍偷襲。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南昌起義部隊損兵折將軍心動搖，很多人趁亂離開部隊另謀出路。

周恩來不得已在三河壩分兵，給朱德留下4000人，讓他們做炮灰，給主力部隊爭取時間。

就這，主力部隊也沒成功。

10月3日，周恩來主持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檢討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包括戰術失誤、情報疏忽、輕敵等等。

反正就是一句話，起義失敗了。

葉挺說，以後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的。賀龍親手拉起來的部隊都沒了，心情最差，說不甘心，要回湘西捲土重來。

結果會議沒開完，便有敵軍來攻，會場一片大亂，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突圍而出，路上遇到汕頭地委書記楊石魂，才坐一艘小船渡海到了香港。

聶榮臻用繩子綁在桅杆上，才沒有掉到海里，可想而知過程有多兇險。

而此時的周恩來正發高燒，昏迷不醒，完全是被葉挺和聶榮臻抬到香港的。

你說為什麼發高燒？

主要是兩個原因。

一是連續急行軍，吃喝睡都沒有著落，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

二是失敗對周恩來的心理打擊太大，堂堂兩萬大軍，不到兩個月就剩下三個人，做為起義最高領導的周恩來，心理上肯定有過不去的坎。

說好革命成功解放全中國，現在幾萬人和割韭菜一樣死了，如何面對他們的熱血，如何面對幾萬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家庭？

而且南昌起義是黨的重要行動，結果在自己手上失敗了，以後的革命事業怎麼辦？

這些問題，都是折磨周恩來的軟刀子。

南昌起義的失敗，也讓周恩來第一次對自己發問，我到底行不行？

不過周恩來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青年豪俊，一次失敗不能摧毀他的意志，在香港養好身體之後，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不就是失敗一次麼，再來。

1928年4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

由於政治局主席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完全是因為工人身份才被蘇聯相中，沒有任何能力主持中央的工作，於是年底回國以後，周恩來成為中央的實際負責人。

此後一年半，是周恩來黨內地位最高的時候。

他重建了領導北方的順直省委，並派聶榮臻和賀昌到順直工作、給井岡山的紅四軍寫“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思想、向其他根據地派駐人員建立黨的領導等等。

總而言之，周恩來在上海，統管全國的革命局面。

在上海，他創辦了聞名遐邇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秘密部門，專門在暗線工作，做一些不方便在公開場合做的事，其下設立四個科：

負責後勤的總務科。

刺探情報和反間諜的情報科。

營救同志和清理叛徒的行動科。

負責無線電交通的交通科。

從蘇聯回來以後，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共同領導中央特科。但向忠發是掛名領導，顧順章是聽命令做事的，所以中央特科的領導就是周恩來。

而他最倚重的，就是陳賡做科長的情報科，以及顧順章做科長的行動科。

一個負責搞情報，一個負責殺人，配合起來天衣無縫，中央特科在上海迅速闖出名堂。

憑藉中央特科的武力，周恩來才能領導中央機關，在上海站穩腳跟，指揮全國革命運動。

也正因如此，1930年初的李立三奪權和1931年的王明奪權，想處理革命工作都離不開周恩來配合。

沒辦法，離開周恩來，他們什麼都做不成。

但就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1931年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之後，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隨即叛變，向國民黨供出全部秘密，緊接著向忠發被捕叛變。

上海的中央機關已經沒有秘密可言，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脅，中央便失去繼續留在上海的可能。

那就分頭轉移吧。

同年王明去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留下博古等人執行他的命令。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再過一年半，臨時中央徹底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

這件事對周恩來的打擊非常大。

顧順章是他的左膀右臂，結果卻毫不猶豫的叛變了，即便別人不說，他自己也會想，是不是我識人不明？上海的中央機關被摧毀，我該負多大的責任？

這是折磨周恩來的第二把軟刀子。

繼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上海的工作也失敗了，到底是為什麼？這一系列問題出現在周恩來的腦子裡。

革命局勢沒有給他太多的反思時間，進入中央蘇區的周恩來，還想再試一試，用自己的方式給中國革命做貢獻。

他接替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但他不同意邊緣化毛澤東，在臨時中央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還站出來給毛澤東說話。

甚至在“寧都會議”正式批判毛澤東時，他都是做“溫和有限”的批評，留了一絲餘地。

之所以這麼做，他其實是想壓下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朱德和毛澤東等人為助手的工作班子，團結起來幹工作。

我想，這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工作計劃。

後來，這個計劃也失敗了。

1933年1月，臨時中央轉移到蘇區，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合併，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

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

而博古不懂軍事，委任李德為軍事顧問，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即便後來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也是任命項英為主席。

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便失去決策權，只有執行權。

由於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他就成了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做出成績是臨時中央領導有方，出現失誤是周恩來執行不到位，地位太尷尬了。

我們都知道，臨時中央是沒有做出成績的。

轉移到蘇區沒多久，遇到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半吊子李德純粹瞎指揮，博古也是個愣頭青，李德說什麼就是什麼。

毛澤東回後方的時候說，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結果坐了幾年冷板凳，也沒人發電報找他。

於是中央蘇區崩了，8.6萬紅軍走上漫漫長征路。

到了湘江戰役以後，8.6萬紅軍只剩下3萬人，當時的中央領導心態都崩了。

常年看不起中國革命家的李德，垂頭喪氣不說話。博古經常取出手槍，對準腦袋模擬自殺。還是聶榮臻勸他，槍不是鬧著玩的，博古才沒有扣下扳機。

周恩來倒沒有留下類似的故事，但那是他的涵養優秀，不是他神經大條不當一回事。

畢竟是幾萬條人命，畢竟是千萬人口的根據地，說沒就沒了，做為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周恩來怎麼可能沒有心理負擔。

這第三把軟刀子，徹底把周恩來的意志折磨崩了。

自從記事以來，周恩來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同代人裡出類拔萃，放眼全中國，也很少有人和他一樣優秀。

參加工作之後，周恩來雄心萬丈，誓要給中國革命找出一條路，並且在這條路上，建立自己的事業，留下自己的名字，造福自己的同胞。

所以領導南昌起義周恩來當仁不讓，在上海指揮全國革命周恩來非常自信，進入蘇區要創始人毛澤東做他的助手。

他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但他的選擇都失敗了。不管巧合也好、必然也罷，終究是失敗了。

這一系列的失敗，對於別人來說，無非是換個工作而已，可對於周恩來這樣的天之驕子，失敗否定了自己的堅持，更摧毀了自己多年建立起來的自信。

用玄幻小說的世界觀來說，道心崩潰，意味著前方路斷。

可能有人不知道，周恩來主持的工作為什麼失敗，但毛澤東看明白了。

1957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聊天，說準備卸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問有沒有接替的人，毛澤東便和他點評黨內同志。

第一個是劉少奇，政治堅定原則性強，但不夠靈活。第二個是鄧小平，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很有發展前途。第三個是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第四個是朱德，德高望重卻年紀太大。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

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只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

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贊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

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只能兩邊不討好。

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

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只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

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

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援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

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援毛澤東出山。

雖然毛澤東的身份是“周恩來的助手”，但是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地位便徹底顛倒過來。

因為“四渡赤水”這種螺絲殼裡做道場的仗，周恩來做不到。助手做到了，主帥做不到，那麼助手便成了主帥，主帥成了助手。

直到多年後，周恩來和工作人員說起四渡赤水，還是心馳神往，說不知道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寫的多精彩。

那是真的服氣了。

現在的人讀黨史，只看到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舉手，卻沒有想到，這麼光芒璀璨的人，為什麼會坐在那裡舉手。

三次重大失敗摧毀了周恩來的道心，然後在一片廢墟之上，周恩來涅槃重生，重新塑造了真實的自我。

如果說毛澤東是天生奇才，那麼周恩來就是你我一樣的凡人。

上學時總以為自己是睥睨天下的英雄，被社會暴打之後，才能重新認識自己，然後在新的人生階段，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事業。

長征是毛澤東成長的煉獄路，也是周恩來重生的涅槃路。

長征是周恩來重塑自我的起點，但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麼樣，以後的人生定位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想回答這兩個問題，周恩來也需要時間。

他真正完成重塑的時間，應該是1940年。

那時的周恩來，經歷過“西安事變”的磨練、國共統一戰線的分歧，也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親眼看過抗日根據地的繁榮，還去蘇聯養傷近一年。

可能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有機會遠離中國紛擾，思考了一些個人問題。

他想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應該是輔佐毛澤東的“宰相。”

什麼少年雄心、什麼天之驕子，去他媽的，那些虛幻的東西有什麼用，直面現實才能解決革命的大問題，以及個人的小問題。

既然毛澤東有辦法，那輔佐毛澤東又有什麼不行？

1940年，自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要去重慶工作。他帶著工作人員一路南下，路過陝南的時候，周恩來讓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看古蹟。

工作人員不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破古蹟有什麼可看的。

周恩來也不多說，自己悄悄唸叨：“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裡。”

工作人員才知道，這裡是留侯廟。

留侯是漢初的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里之外”的祖師爺，他不是征戰沙場的大將，也不是反秦滅項羽的領袖，而是漢高祖劉邦的私人謀士。

每當劉邦犯錯誤或者不知怎麼辦的時候，張良便走上前去，給劉邦分析局勢，然後給出中肯的建議，讓劉邦選擇。

最後劉邦用張良的謀劃，指揮千軍萬馬征討天下，開創四百年的大漢王朝。

張良以劉邦為媒介，做出自己的功業，贏得生前身後名。

周恩來評價張良：“他不是帥才。”聯絡到他說自己不是帥才，意思不能再明白了。

周恩來專門拜訪留侯廟，看著張良的塑像和牌位，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貫通兩千年的時空。

從留侯廟出來，周恩來帶著工作人員，又去看了蕭何追韓信的遺址。雖然不知道遺址的真假，但周恩來不是考古，而是借古抒情。

漢初三傑輔佐劉邦開創大漢王朝，張良和蕭何佔了兩個名位，一個負責謀劃，一個負責執行。

現在周恩來能在會議上出謀劃策、分析局勢，還有超強大的執行能力，恰如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

蕭何和張良是兩千年前的周恩來，周恩來是兩千年後的蕭何和張良。

至此，周恩來完成涅槃重生，猶如鳳凰展翅啼鳴九天，即將輔佐毛澤東真龍遨遊奔騰四海。

到重慶工作之後，周恩來還專門去成都，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站在武侯祠的遊人中間，周恩來唸了兩句杜甫的詩：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同樣讓周恩來心馳神往。

周恩來已經去世數十年。

他的後半生，工作上類似於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一手參與決策，一手抓執行，和毛澤東相輔相成，給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

而他的人格和遺產，更像諸葛亮。

身後無餘財、無私奉獻就不說了，只說一個小故事。

東晉年間桓溫西征蜀地，功成後，桓溫在成都見到給諸葛亮做過小吏的百歲老人，他問老人：“如今誰能和諸葛丞相比肩？”

那人說：“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意思是，諸葛丞相在的時候，感覺挺正常，但自諸葛丞相去世之後，便再也沒見過能和他比肩的人。

周恩來也是一樣的。

他做總理的時候，中國人都覺得，國家總理和幹部就應該是這樣的，可自周恩來去世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這樣的總理，也沒見過這樣的幹部。

以凡人之軀，比肩千古聖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長征路。

如果說周恩來給普通人留下什麼遺產，我覺得應該是：

不辜負曾經的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磨難之後調整人生定位，闖過自己的長征路，活出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