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的恩怨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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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的恩怨和無奈

來源:匿名 釋出時間:2021-10-19 08:31
劉伯承和毛澤東交集,始於寧都會議。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以遠東局的名義,一手提拔愛徒王明進入政治局,主導中國革命近4年。

此後,王明調兵遣將,選派各路人馬進入革命根據地,一來推行極端政策向蘇聯邀寵,二來奪取中國本土革命家的權力。

在蘇聯和王明的庇護下,張國燾執掌鄂豫皖蘇區的大權,掀起腥風血雨,夏曦去洪湖蘇區欺負賀龍,而奔赴中央蘇區的,則是項英、王稼祥和任弼時。

項英到中央蘇區以後,隨即撤銷紅一方面總前委,同時成立蘇區中央局,由人在上海的周恩來做書記,身在蘇區的項英做代理書記。

於是,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權,從前委書記毛澤東,轉移到蘇區中央局的項英,毛澤東只能以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身份,參與軍事行動。

但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的總政委職位,到底是沒保住。

同年11月份,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革軍委成立,任命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為副主席,直接指揮部隊作戰。同時取消紅一方面軍總部,總政委毛澤東被迫下崗,成了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離開軍事崗位,明顯被邊緣化了。

不過偉人之所以是偉人,就在於他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12月份周恩來進入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由於初來乍到不了解情況,便請毛澤東協助工作,這也給他重新出任總政委埋下伏筆。

正如周恩來給中央局的電報說:

“澤東的經驗和長處,還需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於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糾正或解決。”

總體意思就是,用人要用其長處,不要一棍子打死。

於是在1932年8月,紅一方面軍恢復番號的時候,沉寂一年的毛澤東,被重新任命為總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軍委的領導下工作。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就沒有以後的糾葛了。

但我們之前說,王明派來的人奪權只是第一步,徹底該換路線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周恩來同志不是王明的人)

路線和政策,才是他們最大的分歧。

毛澤東主張積極防禦,新來的人主張積極進攻,毛澤東主張用游擊戰,新來的人要求用正規戰,這種南轅北轍的路線政策,讓他們的工作分歧越來越大。

要徹底解決問題,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

項英等人批評毛澤東,積極防禦是消極怠工,完全脫離共產國際規定的路線,而且不服從領導,組織觀念不強。

毛澤東站起來反駁,但是沒人支援他的意見,顯得勢單力孤。

經過幾天的會議批判,項英等人的意見佔上風,並且認為毛澤東認識錯誤不夠,不能繼續做總政委了。

周恩來想維護毛澤東,說要麼我負責戰爭權責,澤東留在前方相助。要麼澤東負責戰爭權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最後項英等人沒有趕盡殺絕,聽了周恩來的第一個建議,讓毛澤東到後方養病,隨時到前方相助。

這就是周恩來,從來不走極端,團結至上,做事留一線。

毛澤東走的時候和周恩來說,服從組織決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不過他從來沒有收到電召,過了三年鬼都不上門的日子。

至此,臨時中央暫時取得決定性勝利。

寫了這麼長的寧都會議,這些事和劉伯承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劉伯承是1932年1月進入蘇區的,因為以前做過川軍的軍長,又在蘇聯伏龍芝軍校學習過,滿腦子都是正規作戰,怎麼都看不起蘇區的游擊戰。

所以在寧都會議的博弈中,不論是身份或者戰術,劉伯承都不可避免地站在臨時中央一邊,在會議上批判毛澤東,投票讓他下崗養病。

做為土洋鬥爭的勝利者之一,又是懂正規戰術的軍人,劉伯承便出任紅軍總參謀長,用舊經驗和蘇聯知識,謀劃紅軍的戰役戰術。

而劉伯承最閃光的地方也在這裡。

他明明是正規戰和游擊戰博弈的勝利者,卻不像其他書生似的,守著蘇聯的成功經驗不放,一條路走到黑。

劉伯承謀劃紅軍戰役的時候,發現紅軍的戰術素養太差,武器裝備更差,根本不能打正規戰,除了游擊戰以外沒別的辦法。

仔細想想,好像......毛澤東是正確的?

於是劉伯承放下成見,開始研究游擊戰術,到1934年初就寫出《關於加強游擊戰爭的領導問題》、《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游擊隊穿過敵封鎖線到其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軍事論文。

看標題就知道,劉伯承是踏踏實實的研究了游擊戰,而且造詣相當不錯,短短兩年時間,已經從正規戰軍人轉型成遊擊大師。

不知不覺間,劉伯承走到毛澤東的路線上,那麼也就不再反對毛澤東了。這個時間點,比張聞天和王稼祥都要早一年。

一定要給劉伯承打標籤的話,應該是實事求是。

之前不懂毛澤東的游擊戰術,便不做違心的吹捧,寧願隨大流投票讓他養病,可一旦明白了毛澤東和游擊戰術,那就是真心實意的服氣。

就像他經過兩年思考才決定入黨一樣:

“當今中國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不太對了。準備極力深研,將來才能確定自己的道路。”

毛澤東沒有私敵,只要和他的思想道路一致,以前的問題都可以既往不咎。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山主持大局,和中央縱隊司令劉伯承合作愉快,一起部署了強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戰鬥,還促成劉伯承和小葉丹結拜,甚至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讓劉伯承空降到129師做師長。

此後幾十年,劉伯承和毛澤東的關係,雖然不像林彪一樣親近,但整體來說,革命戰友關係保持的不錯。

只談公事不談私情,足夠了。

劉伯承和毛澤東緩和容易,和彭德懷緩和就難了。

寧都會議前後,劉伯承寫了不少批評游擊戰術的文章,讓中央蘇區的幹部們非常不爽,彭德懷就吐槽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呵,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後來因為某些傳言,劉伯承吐槽彭德懷:“紅軍本來就存在遊擊主義麼,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

以彭德懷的牛脾氣,這能忍?

所以此後幾十年,他們兩人在戰爭中能保持合作關係,但是遇到關鍵問題,難免互相吐槽。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寧都會議的土洋、戰術之爭,把劉伯承、彭德懷、毛澤東連在一起,有些事已經在這裡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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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德懷的軍事生涯,從紅三軍團的彭大將軍,到抗戰時期的百團大戰,再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始終處於人生高光時刻。

唯獨解放戰爭的前兩年,由於兵力不足和任務限制,彭德懷和胡宗南作戰非常艱苦,始終不能放開手腳大戰。

和螺螄殼裡做道場似的。

解放戰爭的前兩年,卻是劉伯承軍事生涯的高光時刻。對,我說的就是千里躍進大別山。

而劉伯承的人生線裡,又多了一個重要人物——政委鄧小平。

解放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毛澤東便準備讓劉鄧、陳粟部隊到外線作戰,也就是不要死守根據地,主動向國統區進攻。

毛澤東甚至規劃了兩個階段的作戰任務。

第一階段是李先念部在中原牽制國軍,讓劉鄧和陳粟在根據地大量殲敵,然後就到了第二階段,兩支部隊南下匯合李先念部,分別攻佔信陽、大別山和安慶。

總之一句話,把戰線推到國統區,消耗蔣介石的人力物資,千萬不要死守根據地,做困獸之鬥。

從全國戰略來說,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眼光。

因為各根據地的人口,加起來也不過1億而已,還都是窮困山區,人力物力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支援太長時間的戰爭。

如果戰線不能推到國統區,一直死守根據地的話,遲早被佔據3億人口、全國大部分城市、擁有美國援助的蔣介石耗死。

事實上,解放戰爭進行到第二年,根據地的經濟便差點崩潰。

以陝北為例。

1947年,陝北遭遇數十年不遇的旱災,可以想見,糧食產量必然要大幅減少,到了秋冬季吃飯穿衣都是問題。

除了旱災以外,胡宗南對陝北的軍事進攻,同樣在消耗陝北的人力物力,以及以後幾年的戰爭潛力。

據後來統計的資料,相比1946年而言,1947年的人口從150萬減少到90萬,耕地面積從1513萬畝降低到1150萬畝,糧食產量從5.49億斤降低到2.7億斤,物價上漲34倍,糧價上漲80倍。

陝北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而就在陝北經濟崩潰的時候,因為戰爭頻繁,陝北的脫產軍政人員從6.5萬人,暴增到17萬人。

戰爭年代,不管怎麼樣都要保證軍隊的糧食供應,皇帝還不差餓兵呢,所以邊區政府不得不向各階層加稅。

一邊是產量減少,一邊是增加稅收,結果就是陝北農民的負擔非常重,已經超過能承受的臨界點。

這樣的經濟環境,別說打勝仗了,能活下來都不容易。

就連轉戰陝北的毛澤東,每天都只能吃兩碗黑豆飯,常年處於飢餓狀態,餓的渾身浮腫,甚至因營養不良暈倒過。

彭德懷的仗,怎麼打?

戰爭中經濟和糧草,要麼耗之於我,要麼耗之於敵,二者只能選一個。

蔣介石的大戰略是消耗解放區的經濟,讓解放軍自行崩潰,毛澤東的對策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消耗國統區的經濟,讓解放區休養生息。

這時候,就必須讓解放軍到外線作戰,並且把解放區的敵軍吸引到國統區。

毛澤東放眼望去,能到外線作戰的只有三支部隊——晉冀魯豫的劉鄧大軍、山東的陳粟大軍、陳賡和謝富治兵團。

而最適合做進攻主力的,便是面前沒有敵軍重兵的劉鄧大軍。

於是在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給劉鄧發電報:

“集中全軍休整十天左右,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別山,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

此時的劉鄧大軍,已經在豫北“七戰七捷”,在魯西殲滅國軍5萬人,繳獲的槍炮、電臺、汽車不計其數,發展到12萬人,其實並不願意放棄根據地,到外線作戰。

而且不要根據地作戰,是鬧著玩的?

自人類有戰爭以來,孤軍深入都是最危險的,一旦作戰不利,必然要全軍覆沒。

遠有唐末黃巢的流動作戰,近有太平天國的李開芳北伐,和石達開西征,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

孤軍深入最成功的,也就喜歡用騎兵的霍去病了。

所以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他們給毛澤東回電:“完全擁護所示方針,但目前南下有困難。”

比如炮彈消耗殆盡、俘虜需要消化、經費只有數十億法幣不足半月開支等等,如果能繼續在內線作戰兩個月,南下的困難就少了。

總之就是擁護主席決策,但能不能給點時間,讓我們準備?

7月29日,毛澤東的回電很委婉:

“來電均悉......劉鄧全軍休整半個月後,仿照原來計劃,第一步依託豫皖蘇,爭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逐步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別山。”

然後話鋒一轉:

“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如陳謝和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開啟局面,陝北不能支援,則兩個月後胡軍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

雖然是商量的口氣,但說出來的話非常重,簡直是用最溫柔的口氣說最狠的話。

陝北的情況甚為困難,說明陝北支援不住了,再不支援的話,陝北根據地就要徹底丟了。

而中央在陝北,毛澤東在陝北。

中央和主席要是出現意外,革命戰爭,還能革出什麼花來?現在你們是要裝備和兵力,還是要中央和主席,以及全國戰略反攻的大局?

你們自己選吧。

這封電報,劉伯承和鄧小平看完就明白了,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哪怕12萬部隊拼光了,也得服從命令。

劉鄧什麼都不用說了,直接回電,半個月後行動,直出大別山。

8月7日黃昏,劉鄧大軍分三路南下,一路過敵佔區和黃泛區,不得已把重武器都扔掉了,於28日進入大別山區,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步槍,其他的重武器和糧食衣物都沒有。

什麼是覺悟,什麼是黨性?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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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的時間,陳毅和粟裕、陳賡和謝富治的部隊,分別從東西兩側南下,解放戰爭至此轉入反攻階段。

雖然劉鄧大軍在大別山損兵折將,12萬人減員到5.8萬人,但這是戰術級別的損失,在全國戰略反攻的層面,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其實是成功的。

1948年8月,陳毅給劉鄧大軍講話的時候,說的很明白:

我們100多萬軍隊,蔣介石2、300萬軍隊,一起堆到解放區,雙方5、600萬人,每天拉屎也要拉5、600萬堆。即便你能俘虜,可俘虜過來的第一天就要解決伙食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反攻,決定性的勝利,就是把蔣介石的戰略方針破壞了,把戰爭包袱放到蔣委員長的頭上。

陳毅的話槽,理不糙。

所以才說,“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劉伯承的高光時刻,不僅解了革命戰爭的危機,也完美配合了遠在陝北的毛澤東、彭德懷。

這次軍事行動,是毛澤東、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之間遠隔山河的一次合作,他們4人再走到一起,要到1958年了。



3


1950年代,我國為了承接蘇聯的工業技術轉移,外交上是一邊倒,內政則是全盤蘇化,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都在向蘇聯學習。

而建國後劉伯承到南京辦軍校,想讓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學習的物件也是蘇聯。

在全國學蘇聯的大環境裡,蘇聯的科學技術進入中國,斯拉夫人崇尚等級的糟粕也進入中國。

甚至有人覺得,蘇聯就是天經地義的大哥,不管什麼時候都要跟著蘇聯走。

這就過火了。

某種程度上說,蘇聯透過工業轉移和文化輸出,幾乎把中國綁架在蘇聯的戰車上。

剛剛獨立的中國,也對蘇聯有了依附性。

不過全國風氣如此,除了毛澤東偶爾說“蘇聯不能全盤照搬”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說蘇聯的壞話,要不然能被人噴死。

類似於前20年接受美國的工業轉移,中國便對美國有了依附性,別說在網上說美國的壞話了,說句愛中國都能被噴。

這麼說就能理解50年代的風氣了吧?

原本學蘇聯就學蘇聯吧,用20年時間學到蘇聯的技術,再“去依附”也不遲,後來學美國,不也學了幾十年麼。

但最怕的就是巧合。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時代的一切,決定改弦更張,和前三十年徹底決裂。

訊息傳到中國,不禁讓人出現一些想法:

“蘇聯出現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兩條路線,會不會延伸到全盤學習蘇聯的中國,甚至造成中國的鬥爭和分裂?”

我們現在認為絕對不可能,但在那個時候,其實是可能出現的。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太深了。

我黨建黨初期,明文規定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蘇聯能操縱黨內的人事任命,也是因為國際和國內的上下級關係。

王明等國際派給革命造成多大損失,現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也迅速延伸到國內,產生了一個叫“託派”的群體,也就是托洛茨基派。

中國黨內的同志,凡是被扣上“託派”的帽子,基本上被判了政治死刑,升遷什麼的別指望了,不開除黨籍就是天大的福分。

比如左權,直到犧牲都是“託派”,犧牲40年才摘帽子。陳獨秀被誣陷為“託派”,還專門發文說“我不是託派。”

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憑空造出一個託派,現在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會不會在中國憑空出現一個斯派?

極有可能。

所以在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以後,為了避免中國出現鬥爭分裂,毛澤東決定和蘇聯做切割,也就是割斷和蘇聯的深層次聯絡,只接受工業專案和資金技術。

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大範圍的講,不要什麼都學蘇聯啊,要學也要辯證的學,而且我們也有很多優秀經驗等等。

具體到軍隊內部,便出現了“反教條主義”的動機。

所謂教條主義,就是不管蘇聯的精華還是糟粕,不管不顧的全部學過來,讓人分不清解放軍是中國軍隊,還是蘇聯軍隊。

劉伯承做為高階軍校的校長兼政委,被中國和蘇聯的風波,推到風口浪尖上。

畢竟高階軍校培養的都是將軍,如果軍校蘇化嚴重,學員必然把“崇蘇”的風氣,帶到解放軍的部隊裡。

所以軍校是反教條的重點,而軍校的重要又是校長劉伯承。

這是劉伯承落幕的大氣候。

小氣候則是個人糾葛了。

抗美援朝五次戰役結束後,彭德懷回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我們都承認彭大將軍的戰功和品德,但也得承認,彭大將軍的脾氣暴躁,有時候挺......跋扈的。

58年的反教條工作,彭德懷是具體操辦人,在正常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帶入數十年來的個人恩怨,以及持續多年的土洋之爭、遊擊和正規之爭。

所以在中蘇切割的大背景下,個人糾葛被無限放大,劉伯承被迫走上批鬥大會的講臺,無奈的做了一番深刻檢討。

和劉伯承一起作檢討的,還有粟裕,扣的帽子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劉伯承做檢討的時候,當年並肩作戰的政委,已經是會議領導小組組長。

他站出來想保護劉伯承,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今年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不過在那種環境下,個人的力量太單薄,根本不足以對抗大勢。

劉伯承和粟裕,被國際大氣候和個人小氣候推動,於1958年全部淡出軍隊,是開國將帥裡最早離開軍隊的。

話說回來,他們兩個最早淡出軍隊,反而避開以後的各種風波,平平安安的活到80年代。

當年那些叱詫風雲的人,則各有各的不幸。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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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80年9月,鄧小平已經恢復工作,開始執掌中國政局。

楊得志、楊勇、張震到他家裡彙報工作,楊得志試探性的問,我準備在全軍院校會議上講話,裡面有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內容,有人說會反到你頭上來。

鄧小平馬上表態說,可以講,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要保劉帥的。

於是在一個月後的大會上,楊得志當著所有人的面,說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再過兩年,中央給劉伯承發了致敬信,肯定了他革命多年的成就,並且批准《劉伯承軍事文選》出版。

這兩件事,其實就是給劉伯承平反。

當年的事情,原本就有很多無奈和個人意氣。

現在當事人老的老、走的走,更何況中蘇交惡都20年了,那些莫名其妙交織在一起的命運線,也該清零了。

老人的事情都解了,年輕人才能輕裝上陣。

1986年,劉伯承去世。

他曾經說過:

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

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林什維克劉伯承之墓”,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

劉伯承這輩子,為革命戰爭立過大功,也和同志們互懟過,但其實沒什麼壞心思,都是對革命和戰爭的不同見解而已。

即便偶爾犯錯誤,也能迅速改正,無非是“實事求是”罷了。

僅憑“實事求是”四個字,劉伯承也是真·布林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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