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近日，國內有媒體公佈了一組資料：2020年，中國SCI論文發表數量超過54萬篇，但只有約5%發表在中國期刊上，剩下的都發表在國外期刊。該媒體憂慮中國期刊邊緣化問題，邀請了很多科研工作者把脈下藥。
美中不足的是，該媒體在整合採訪內容時，將中文期刊、中國的英文SCI期刊和中文SCI期刊混為一談。實際上，中國的英文SCI期刊目前蓬勃發展，正處於大爆發的前夜，華人辦的英文SCI期刊更是有很多早就揚名世界；此外，中文期刊和中文SCI期刊面臨的問題完全不同，不應該混為一談。
未能及時市場化影響了中文頂尖期刊
在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之前，除非是為了宣傳，我國科學家很少把重要成果發表在國外的期刊上。一是當時的英文教育水平不高，用英文寫作往往需要長得多的時間，才能把同樣的資料和思路收拾整頓成文章。二是本國頂級學者發本國頂級期刊本來就順理成章，國際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學者照樣把發表在本國頂級期刊看得更加體面和榮譽。
中國學者的發表模式之前與各國是相似的，卻在新世紀後來了個大轉彎，無疑值得我們思考。媒體資料指出，2000年，中國學者的SCI論文仍有41%發表在中國SCI期刊上，20年後，這一數字不足5%。
中國中文期刊表現得也不好，2020年8月29日，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CCF YOCSEF）邀請科技界、出版界專家探討中文期刊的發展問題。大會給出的資料是中國學者每100篇論文中只有7篇發表在中文期刊上，此外，中國的SCI期刊數量也與中文SCI論文發展不匹配，中文期刊越來越滯後於中國論文的發展。
按理說，投稿中文期刊使用母語寫作週期更短，版面費更低甚至不要版面費，而且符合中國國情的研究更容易刊載，為何這麼多學者還要捨近求遠呢？
這就要說到自1999年開始的中國高校擴招了。短短20年間，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九倍之多。龐大的本科生，又催生了碩士、博士的招生高潮。研究生的增多，使得中國產出的頂尖科研成果也成倍增加，同時高校也必須以論文發表為依據決定錄用青年教師。
高校擴招以來畢業生人數變化
可是，當這些青年人才在中文期刊發表論文時，卻遇到了“關係稿”和“審稿慢”兩塊攔路石。
所謂的“關係稿”，就是享受特殊審稿待遇的論文稿。1996年期刊編輯方英文就表示“對於領導批來的稿子，原則上一律發表，不夠發表水平的，要加工到發表水平，再加工也不行的，要認真地寫封信，並徵得領導同意，然後退還作者”。
新世紀的頭十年，中文期刊的“關係”稿簡直可以用氾濫成災來形容。2000年，肖劍新教授就指出很多“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後”，為了“他們的畢業、學位”，不得不“炮製出了部分關係稿”。
與此同時，只要關係到位，“關係稿”的待遇可以好得難以想象。例如2020年，在《冰川凍土》發論文讚揚“導師的崇高感”和“師孃的優美感”，以及《銀行家》主編的兒子從十歲起就在其父主編的學術期刊刊登散文詩歌。
核心期刊論文中讚美導師和師孃的圖表
和“關係”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2010年以前，沒有“關係”的稿件審稿週期超過3個月是很正常的，甚至有個別極端案例審稿超過10個月並最終拒稿。由於研究生及年輕學者的考核週期通常只有3-5年，漫長的審稿週期和比例很大的“關係”稿使得他們不得不跨國發表論文。
與此同時，大學和相關部門的評價者，不可能對青年學者的投稿偏好及中文期刊的發表現實無動於衷，於是部分人乾脆規定：只根據SCI論文的數量和質量進行評價。這些大學和機構的政策，又助長了SCI崇拜，進一步降低了中文高水平期刊的風評，由此形成了惡性迴圈。
批評中文期刊的人，常常引用年輕學者的遭遇批評“關係”稿及審稿慢的問題。但這些只是表徵，中文期刊的根本問題是在高校擴招引起的市場化的大潮中落伍了。
以“關係稿”為例，事實上，每個英文期刊的“關係稿”總數絕不比中文期刊少，甚至正因為“關係稿”的存在，才使得英文期刊更加繁榮。2020年，Janis Cloos透過走訪和嚴謹的文獻計量學研究，證明《歐洲經濟學會雜誌》和《應用計量經濟學雜誌》兩本著名英文學術期刊中存在著地輿偏袒，以及社會關係偏袒。
一本學術期刊在發行之初往往默默無聞，沒有著名學者頂著考核壓力，把自己很好的論文投向初創期刊，這些期刊不可能發展起來。那麼當期刊打出名氣後，期刊編輯投桃報李似乎無可厚非。
此外，勤於幫助期刊免費審稿的課題組與從不幫助期刊審稿的課題組，在錄用條件上當然應該有所區別，因為審稿同樣有助於學術繁榮，應該得到鼓勵。
問題是，為什麼英文期刊的“關係稿”沒有成為一種障礙？
筆者認為這主要得益於英文期刊從1990年代初期就進行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如：增加市場化主體辦刊、減少刊物刊登稿件的限制、增加版面費、允許年輕的期刊進入高水平期刊目錄、建立第三方的期刊監管機制等等。
而中文期刊則因市場化程度不足，面臨更加嚴重的管理問題。在普遍吃財政飯的情況下，期刊因為害怕擔責，沒有動力增加論文版面。已有的論文版面往往仍是隻夠二十幾個大課題組發文使用，難怪會被人腹誹為“學閥俱樂部會刊”。
同樣是因為財政化管理，不同期刊的經費差距拉不開，尤其是主編收入拉不開，也打擊了辦刊熱情。同時，主編也沒有動力拒絕領導批過來的稿子，導致“關係稿”居高不下。這種“關係”稿的作者往往不願或者沒有能力審稿，就造成了過去“審稿慢”的痼疾時常發生發火。由於很多實際的主編是輪替制，因而導致主編缺乏責任心，對辦好學術期刊的責任感不強。
而英文期刊的市場化改革，保證了期刊主編與期刊利益的一致性，同時保證了辦刊水平與辦刊經費的一致性，從而使得“關係”稿的佔比較小，同時保證了較快的審稿速度。
雪上加霜的是，中文學術期刊還缺乏嚴格的學術監督。
英文期刊常用的SCIE資料庫雖然是商業機構搞的，也存在私相授受的現象，但大體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規則。2019年11月，牛頓曾經發表過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B》因論文自引率較高被移出了SCIE期刊資料庫，顯示出SCIE的操盤者“科睿唯安”維護學術倫理的決心。
“中文核心期刊”的考評機構是徹底非營利性的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然而在中文期刊地位實際上“世襲罔替”的情況下，除了公開化的學術不端或嚴重人浮於事，極少有選入“中文核心期刊”的學術期刊被除名的情況。
有鑑於此，國家實際已將重要中文期刊的稽核權下放到各個大學。在實踐中，各個大學往往把自己選出的重要期刊參照SCI論文進行分割槽管理。這無疑繁榮了中文學術，但存在各校標準不同一的問題。因此，短期內中文期刊對年輕學者的吸引力仍是會弱於英文期刊。
做好宣傳才能打響中國期刊
截至2021年，根據中國科協的《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21）》，中國的SCI科技期刊有213種（JCR認為同年中國的SCI期刊有251種，可能是統計口徑不同造成的）。在《藍皮書》的釋出會現場，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衛指出：“與中國作者發文規模相比，中國SCI收錄科技期刊的發文量遠不能滿足現實發文需求。”
筆者對這些中國SCI期刊進行了粗略的調查，其中大約只有12種期刊使用的是中文或者中英文並行，還有9種期刊存疑。在調查中，筆者還發現中文期刊存在被SCI收錄後，轉為全英文或者大面積英文發行的情況。可見，中國SCI期刊是在中文期刊滿足不了中國研究者學術交流的情況下才批次產生，並蓬勃發展的。
這些中國期刊為了儘快融入SCI體系，在辦刊思路和風格上，基本就是國外期刊的“克隆”產品，因此也在學術圈產生了很多笑話，例如：某人投稿某雜誌多年，並一直使用美元支付版面費，某次學術會議碰到了經常傳送郵件的主編，這才驚訝地發現原來這是一本中國SCI期刊。
中國影響因子最高的SCI期刊《Cell Research》首頁
中國SCI期刊的成功說明了市場化辦刊的可能性。根據《藍皮書》中的資料，中國SCI期刊中有編制的辦刊人員仍然達到65%以上，但已經解決了傳統中文期刊“關係”稿不正常偏多的問題，得到了JCR和其他國際學術監督組織的積極評價。
但哪怕國際化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地步，中國SCI論文仍是滿足不了中國學者的發稿需求。這一方面是中國SCI期刊發展的基礎差，高速發展仍是在近十年，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的SCI期刊在宣發方面相對來說做得不好。
強調學術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也要重視科學傳播？很多普通人都知道NATURE、SCIENCE、CELL（細胞學）、LANCET（柳葉刀）是世界著名學術期刊，但是有幾個人能說出四五個中國頂級學術期刊？
以前面提到的期刊《Cell Research》為例，2022年其影響因子高達46.297，不僅在中國SCI期刊中排名第一，在全世界也是位列前茅，至少遠遠超過美國老牌學術期刊《Cell》在2012年的影響因子。但《Cell Research》是否真的比2012年的《Cell》影響大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會做出否定的回答。
事實上，中文期刊和中國期刊在小同行之外的影響力一直偏小，登載在中國期刊的研究傳播力有限。
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例子是屠呦呦等關於青蒿素的研究工作當時發表於中國最好的學術期刊《科學通報》上。過去很多年下載量寥寥無幾，直到屠呦呦獲評諾貝爾獎之後，下載量才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
青蒿素論文即使是2020年時下載量也不高，而且引用/下載比高的驚人，說明主要是同行在閱讀下載
而中國學者將屠呦呦的發現轉載到國外期刊並進行綜述後，引發了國外學者的討論和熱議，並從各個角度評價青蒿素的價值，最終成為促使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因素。
後來《科學通報》做了很大的轉型和努力，宣發了很多中國科學家的獨特研究以及科技改變中國產業的案例。儘管其影響因子不是最高的，但《科學通報（英文版）》依然是目前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中國科技期刊。
哪怕是今天學術水平非常高、在中國期刊中又非常注重宣傳的《科學通報》，在非基礎科學研究者中的知名度依然相當低，其他的刊物當然就更不用說了。從宣傳自己的科學成果的角度，我們不能苛責那些更願意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學者。
重新確定科研座標高瞻遠矚
9月6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強調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會後，很多關注者對新型科技攻關舉國體制充滿了憧憬，認為想要建立新的體系體例必須解決科研組織形式陳舊、科研專案申請和使用不規範、院士脫離科學內涵、少數人壟斷學術資源等問題。
筆者認為，這可能將中央的思考和部署想小了。正如“關係”稿多隻是中文期刊問題的表徵，登載數量不足、審稿力量缺乏，無法應對“井噴”式的需求（即市場化程度低）才是真正的癥結。中國科研界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問題，根源在於科研座標的缺乏，從而無法對科研成果的價值進行高效的早期評判。
毫無疑問，高等教育的資金主要來自財政，所謂的民辦高校，財政撥款多年平均也在90%以上。像這樣無需自養的系統，如果缺少了外部參照，很容易喪失改革的動力。
正是首先有了“三通一達”和順豐京東等快遞公司，郵政快遞的寄送速度才有一個很大的提高。馬斯克的Space X也促進世界各國航天機構加快了商用火箭技術的研發。
SpaceX的獵鷹9號在近期的一次回收
中國科研界的問題在於：中國的企業在短時間內，不可能與高校哪怕在應用科學領域展開旗鼓相當的全面競爭。
因此在改革開放尤其是新世紀後，中國學者是自己制訂指標，在一個系統內部進行互相競爭，進而導致龐大的科研投資，既沒有理想地推動產業進級，也沒有真正解決頂級科學問題。
SCI指標可以解決公平問題，但SCI解決不了價值問題。正如著名科普作者袁嵐峰的文章指出：“越大的科技創新，越不容易短期內獲得大家的認可，這樣的文章在引用上非常吃虧。”
從1999年到2020年，中國學者發表的SCI文章總數提高了30倍，但是產業價值是不是也增加了30倍？近年來，經濟形勢的變化也促使人們思考，如何充分發揮科技投資的價值。
因此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提出一種新的科研價值座標，不能讓攻關“洽談”和重大應用題目的工作者吃虧，還要更多地鼓勵科研人員思考真正接地氣的問題。有了這樣一個座標和價值判斷，中國科研、中國期刊遇到的問題，才算真正步入瞭解決的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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