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與呂易辰正式結婚前，餘斐帶著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兩個孩子，來到呂易辰家中，開啟了一場談判。
餘斐和呂易辰都是江西樂平人。在他們的印象中，“江西高彩禮”新聞層出不窮，樂平市的彩禮更是出了名的高。坊間流傳著各類順口溜，譬如“農村到處是窮漢，討個媳婦真困難。父母圍著農田轉，只夠人家金耳環”。雖有誇張手法，卻也並非空穴來風。
事實上，江西省在降低彩禮標準方面，已做過若干嘗試。近期，贛州市崇義縣試行了“零彩禮”“低彩禮”家庭禮遇機制，給彩禮金額低於3.9萬元的新人家庭提供多項政策優惠，囊括了子女入學、交通出行、健康體檢等方面的正向激勵，試圖降低當地的彩禮標準。
面對高額彩禮的風俗，餘斐同樣想要改變。但她採用了另一種方式，她決定與呂易辰“試婚”。
餘斐直言，“我和呂易辰都三十幾歲了，只想找個伴好好過日子。結婚前，我去了呂易辰家裡，跟他說彩禮只要12萬(元)就好。我們先過日子，互相試試看，如果合適，他再把彩禮給我。”
於是，餘斐與呂易辰達成共識，展開了一場自發性的“低彩禮”實驗。餘斐看來，“(透過)政策(降低彩禮)總歸有效果，但一時半會還是很難改變人的觀念。”
在他們的故事之外，是政策難以觸及的鄉土人情。
高彩禮困境：“幾乎每個環節都要錢”
按照江西傳統婚嫁習俗，男方需要為女方購買結婚時佩戴的“三金”，包含金耳環、金項鍊和金戒指
胡明亮老家位於樂平市臨港鎮，是當地一名村幹部。據他觀察，就江西省樂平市而言，彩禮最高的地區便集中於盛埠村、高家鎮和臨港鎮。這些地區的彩禮最初並不高，後來才逐步攀升。在他的記憶中，“以前也有彩禮，但1990年左右，可能才60塊錢。2000年漲到幾千。後來，每年漲幾萬，水漲船高。”
胡明亮2003年結婚，他記得，“同齡人的彩禮標準在4000元到6000元之間。我丈母孃沒有問我要錢。當時，我在上海當兵，一分錢也沒有。連結婚用的戒指都是丈母孃出錢打的。”他一邊計算，一邊向身旁的丈母孃核實，最後說道：“我丈母孃那時虧本了。”
在胡明亮看來，彩禮連年上漲是因為“女孩子少”。根據江西省統計局資料，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萬人，男性人口2339.75萬人，女性人口2188.23萬人，總人口性別比(女性=100)為106.92，比全國水平的104.69高2.23。江西的性別比例失調現象較為顯著。
去年，胡明亮所在的社群也做了一次統計，18歲以上的未婚男性有32名，未婚女性才6名。胡明亮表示，計劃生育實行時，農村的重男輕女思想顯著。既然只能生一個小孩，很多人就會“想方設法”生兒子。到頭來，男女雙方對婚姻的需求依然不對等。
胡明亮解釋，正是“男多女少”的局面，引發了婚戀市場的激烈競爭。在他的社群裡，就有一名適婚少女曾從多名求婚者中做選擇。“那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選擇也多。第一家上門提親的人打算給60萬彩禮，隔壁說給80萬。另一家說，‘你跟我兒子過吧，我拿100萬’。那家的男孩子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好，第二天就拿了100萬元彩禮給女方，‘贏過了’其他人。”
胡明亮說，村民的攀比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高彩禮”風俗。“由於女孩子少，所以男方不同家庭之間就會攀比。男方給的彩禮越高，越容易討到老婆，自然把彩禮價格‘打上去’了。”
餘斐補充，不僅男方家庭會攀比彩禮，女方家庭同樣如此。“有些家長覺得，你女兒拿68萬彩禮，我女兒肯定得拿72萬。”在“各自爭臉面”的風氣下，餘斐所在的村裡，不乏70萬元至80萬元的彩禮標準。
為了迎合高昂的彩禮標準，女方家庭有時候也會倒貼一部分錢。有村民提到，一戶人家結婚時，女方家庭要求48萬元彩禮，男方只送了38萬元。後來女生說，“好了，我自己貼10萬，裝個臉面算了。”很多時候，為了“臉上有光”，雙方家庭都蒙受了不小的經濟壓力。
“彩禮還只是花錢的開始。”餘斐介紹，通常，在提親階段，男方及其家屬會找一名媒婆，一起去女方家裡，現場談論婚嫁的條件、彩禮等。如果雙方同意處物件，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屬送禮，每逢節假日也免不了禮金往來，單是包紅包就要送出去不少錢。當然，女方七大姑八大姨也會一同去男方家裡“察人家”，免不了擺幾桌，給男方一些回禮紅包，數額通常比男方少一些。
到了結婚當天，男方送的彩禮擺了滿滿一大竹筐。除此之外，還要帶“四果”(包含茶葉、糖、蘋果、香蕉等)、香菸，以及“三金”(包含至少4兩黃金)。男方把女方接走前，還要包“奶錢”給女方的媽媽，感恩以乳汁撫養女孩長大的母親，禮金在6萬元到8萬元不等。“從上轎子，到請廚師燒飯，幾乎每個環節都要錢。”
高昂的婚姻成本，引發了多層次的問題。
“孩子結婚，壓力最大的是父母。”胡明亮說。村裡有些男孩在田裡幹活，掙不到什麼錢，父母就得省吃儉用拼命湊錢。到最後，父母賺的錢還沒彩禮漲價漲得多，只能到處借錢，婚後還得繼續還債。一位村民也表示，“我家裡有兩個小孩，高彩禮我接受不了。”
雙田鎮某村委會幹部錢曉曼透露，為了降低當下的婚姻成本，當地人想過許多辦法。有些男方家庭付不起高額彩禮，會要求“打欠條”。婚後鬧矛盾時，女方就會提起，“你上次說那個錢，後來不還是沒給我”。類似的情況發生多次後，如今大多女方家庭都不接受“彩禮欠條”，害怕對方食言，因此不答應結婚。
大約2016年左右，甚至有些單身漢鋌而走險花六七萬元“買老婆”，這些“老婆們”大多來自越南、緬甸。“運氣好的話給你生個小孩，運氣不好，老婆就跑了。警方就叫你不要買，你自己跳坑裡去，那也沒辦法。”經過多年整治，現在“買老婆”的情況已十分罕見，村內的男子如今更傾向於和本地人結婚。但許多人依舊付不起彩禮，30歲以上的單身男性大有人在。
錢曉曼提到，高彩禮有時候還會引發財務糾紛。“有些夫婦離婚後，男方會把彩禮要回去。如果雙方談不攏，甚至會走法律程式。可是，但如果錢已經用完了，你也沒辦法拿女方怎麼樣。有時候，女方會先欠著彩禮錢，等嫁了第二家，再把前一家的錢還上。”
移風易俗之難：政策之外的鄉土邏輯
儘管高彩禮引發的家庭糾紛不斷，但無論是錢曉曼、胡明亮，還是餘斐所在的社群，彩禮標準都居高不下。
為了降低彩禮，他們並非沒有做過嘗試。
胡明亮是臨港鎮某社群內負責“抵制高價彩禮”宣傳的幹部之一。“中央一號檔案指出，各地要整治高額彩禮。這個規定大概也是去年才開始施行的。村幹部、黨員接到中央號召，就去跟老百姓打交道，推廣‘低彩禮’。”
胡明亮介紹，自己主要負責口頭宣傳，在喇叭上錄完音後，每天到外面去放。喇叭的內容大致是，“抵制高價彩禮，為了年輕人找到自己的真愛和幸福，不要拿錢作為衡量的標準。要尊重小孩意見，不要拿彩禮壓制小孩，不要強制把年輕人拆散，以免傷害雙方家庭。”
談到宣傳效果，胡明亮直言，“有時候，也會有領導來我們這裡考察，問‘你們彩禮多少啊’，村民都回答說8萬8千元。其實私底下，你要給多少錢，給多少銀行卡，我們也管不了。女方肯定覺得，‘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錢總歸放在自己口袋裡舒服。”
錢曉曼所在的社群為了推廣“低彩禮”，印刷了宣傳單四處發放，但效果也有限。“開會時，佈置說結婚彩禮不許超過20萬元，個人餐標不超過200元，酒席不超過20桌。但實際上40桌都有。”她回憶，以前結婚時，新娘坐著兩個人抬的轎子，現在卻盛行八人大轎。
為了改風易俗，錢曉曼只能從社交平臺開始管理。她發現，很多村民喜歡“曬抖音”，在籮筐裡放上一大捆錢，拍影片炫耀高額彩禮。於是，錢曉曼只要聽說最近有人結婚，就會提前找到這對新人，告訴他們，“你們想拍放錢的影片可以，但不要放太多。”如果遇到放太多錢拍抖音的情況，錢曉曼會盡力找到當事人，聯絡對方刪除影片。她說，“好事傳出去沒事，壞事傳出去別人要學的。”
崇義縣同樣試行了“零彩禮”“低彩禮”家庭禮遇機制，為彩禮低於3.9萬元的家庭提供政策優待。崇義縣宣傳部相關負責人稱，此前，縣裡降低彩禮的方式主要為口頭宣傳，新規定釋出後，“目前屬於試行階段，還沒什麼實際案例。”
崇義縣民政局門口，記者未能等到前來登記的新人
針對崇義縣的嘗試，餘斐持樂觀態度。“我認為有用。你家如果有個女孩子，還有個弟弟，女孩子不要彩禮，弟弟考公務員可以加分，那肯定大家都不要了。”錢曉曼認為，“現在大家有了低彩禮的意識，彩禮可能慢慢會降下去。”
不過，錢曉曼也擔心“大家可能會造假。表面上給3.9萬元，私底下還是會給很多錢。”她指出，當地的婚姻和彩禮之中包含了太多人情世故。“鄉下的情況說複雜也不復雜，說簡單也不簡單。”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指出，高彩禮背後的社會成因，主要在於江西適婚男女的性別比例失衡。女方家長想透過嫁女尋求比較高的經濟“補償”。在此背景下，彩禮越來越高，超出農村家庭年收入很多倍。
性別比例不均衡的前提下，高彩禮風俗很難改變。“如果要移風易俗，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倡導。”在崇義縣降低彩禮的嘗試背後，固然有良好的出發點。然而，政策制定的線性思維，有時可能難以應對複雜微妙的鄉土邏輯，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局變化。
甘滿堂表示，“江西崇義縣出臺的激勵政策比較難操作。例如，‘零彩禮’‘低彩禮’夫妻的子女可在學前、義務教育階段，在全縣範圍內按照第一順序擇校入學。這至少是七年以後的事情。那時，相關政策會不會得到落實?另外，現在農村少子化，入學也不像以前那麼緊張了，可能激勵效果也有限;男女雙方家庭能否如實上報彩禮金額數量也成問題。”
甘滿堂認為，農村高彩禮的移風易俗，最主要是透過鄉規民約的改變。“例如村幹部、黨員家庭如果是嫁女兒，是否能率先響應‘低彩禮’號召?雙方的長輩與子女能否坐下來協商，如男方承諾，在女方父母養老等方面承擔義務?”
脫困：改變“一錘定音”的婚姻
在餘斐的觀念裡，很多人收彩禮的原因，就是怕吃虧。餘斐認為，“彩禮”只是鄉村各類禮金風俗的一部分，事實上，禮金風俗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壓力。“誰都不願意吃虧。對親戚朋友，覺得‘我結婚之前，你們收了我那麼多紅包，我自己結婚一定要收一點回來’。對相親物件，覺得‘別人能給48萬彩禮，你為什麼給不了’。”
然而，“不吃虧”的尺度很難把握。餘斐說，“假如你結婚時，我給了你500元，過了幾年，你又給我500元。我可能還是會覺得不公平。幾年過去了，通貨膨脹了，你還是給我500元，我不是虧了嗎?你看，攀比到最後，每個人都很累。”
餘斐開始思考，“如果有個人帶頭不要彩禮，是不是雙方心裡都會輕鬆很多?”可是，餘斐畢竟來自傳統家庭，對她的父母而言，“零彩禮”難以接受。
除此之外，餘斐的父母還有另一層隱憂：餘斐在上一段婚姻中，與前夫生下兩名兒子。雖然有撫養費作為財務補貼，然而，兒子未來娶媳婦也是一筆龐大的開支。假如餘斐拒絕彩禮，彼時，如何負擔得起兒子的婚嫁費用?
餘斐與呂易辰最終做出了妥協，找了個折衷方案：餘斐向呂易辰收取12萬元彩禮，但彩禮先放在呂易辰賬上，等他們結婚滿一年後，餘斐再去收彩禮，兩人用這筆錢共同撫養小孩。這樣，雙方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彩禮糾紛。
其實，餘斐這樣做，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不需要高昂的彩禮，但希望兒子婚嫁時，女方也能少要一點。
“有時候，一個人就可以帶動一種風氣。”陸景田說。陸景田老家在石城縣，是贛州市下轄縣。按照他的觀點，收禮習慣很多時候來自風俗壓力，反過來說，如果外在的壓力消失了，大家也會歡迎“零彩禮”的習俗。
“你可以搜‘江西贛州石城縣請客不收禮’，上了新聞。”陸景田介紹後，又從手機裡翻出新聞頁面，“我們那邊任何紅白喜事，都不會包紅包。‘請客不收禮’‘結婚低彩禮’的風俗在我們那邊流行了十幾年。”
陸景田回憶，“不收禮”的風俗是慢慢推進的。曾經，年年攀升的婚慶、酒席開支讓所有人都很頭痛，但又不得不從眾隨禮。其中，既有攀比心理，又有人情壓力。“後來，石城縣有一家人，兒子給老爸做七十大壽，揚言‘所有的人我都不收禮，我給老爸過生日不是為了收禮，而是為了讓他高興’。”
陸景田說，過了兩三年，逐漸所有人都不收禮了，紅白喜事從簡操辦。假如兩個孩子結婚，雙方家庭會在婚前談話，雙方敲定彩禮金額後，共同分擔房屋首付、裝修、買車等開支，而不是單純讓男方家庭承擔壓力。“一開始，村民也不習慣。可是現在，我們作為石城人，覺得低彩禮、不收禮的風俗真的很好，每個人都輕鬆。”
陸景田的女兒結婚時，他便告訴女婿，“你給我們家的彩禮錢，我存在銀行裡，我一分也不要。過個三五年，你們生了小孩或者有其他開銷，就從卡里取。”
不過，根據陸景田的觀察，儘管部分家庭在小範圍內改風易俗，贛州市“彩禮均價”依舊不低。許多父母會自己留下彩禮錢，尤其是家裡有兒有女的家庭，會存下女兒結婚收到的彩禮錢，留給家裡的兒子娶老婆。另外，本地男子又傾向於娶本地媳婦，認為這樣兩家來往比較密切。因此，當地彩禮標準很難降下來。
談到“高彩禮”的應對措施，錢曉曼有個建議。“我們這裡彩禮多，把這個錢拿到公證處去公證一下是不是比較好?不然萬一離婚，錢回不來怎麼辦?不公證，會有很多財產糾紛。”可是，錢曉曼同時意識到，村民對於公證彩禮的接受度較低，難免會覺得“不地道”。
錢曉曼的女兒許樂樂則給出了“高彩禮”的另一種應對方式。許樂樂今年24歲，在江西上饒市從事教師工作。她不認可村裡的高彩禮風俗，乾脆決定不嫁人。許樂樂所在的村子，大部分青年選擇外出打工，如今分佈在廣州、深圳等地。外省的工作經驗和觀念，衝擊著他們本身的鄉土邏輯。一些男性不再執著於娶本地媳婦，而一些女性也不再執著於透過結婚嫁人來“回本”。
年前，錢曉曼本打算叫許樂樂回老家來相親，隔壁村有人介紹了一名不錯的男孩，說“許樂樂不是沒嫁人嗎?讓他們加個微信，互相瞭解下。”結果，許樂樂揚言，“如果非要我相親，我就出去，不回家了。”
錢曉曼拿女兒沒辦法，也不想幹涉。“她能自己賺錢養自己。那麼她想怎麼過就怎麼過。我們也不需要她的彩禮錢。”
與錢曉曼在村裡漫步時，牆上隨處可見“農村老公，城裡老婆”的標語，似乎是某種隨意的塗鴉。錢曉曼解釋，“這是我們村一個精神不正常的小夥子寫的，寫得到處都是。他覺得本地娶老婆肯定會離婚，要去外地娶老婆。”
“近年來，娶外地老婆的本地男性越來越多。”餘斐說，“彩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有些江西男人在外地打工，會和外地女生結婚。從外地帶回來的老婆，彩禮比較便宜，也有不要彩禮的。”
外省傳入的風俗，改變了本地看似根深蒂固的婚慶習慣。年輕人對更平等、獨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倒逼老一代的村民接受“低彩禮”“零彩禮”，甚至不婚的例外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的彩禮風俗。
在餘斐看來，她選擇“低彩禮”，其實是降低了雙方在婚姻中面對的風險，讓婚姻不再是“一錘定音”的買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