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規培生自殺:“我以為規培目的是學習,原來是給科室當免費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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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規培生自殺:“我以為規培目的是學習,原來是給科室當免費牛馬”

來源:憂傷的人類 釋出時間:2024-03-22 10:34

  導讀:悲痛莫名,又一名規培生自殺身亡。她的生命定格在元宵節那一天,而她只有25歲,正是花季的時候。

  曹麗萍很少會哭。至少在成為好友的這十年,李舒幾乎沒見過。印象裡,曹麗萍是她們之中充當“情緒垃圾桶”的角色,會默默緩和偶有摩擦的關係。同學朋友都或多或少聽說,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活讓她極度疲憊。她曾連續加班42.5個小時,輪轉壓力散落在事無鉅細的瑣碎中,回報卻只有每天70多元的工資,請假更是艱難。

  好幾次,她在跟同學的聊天中提到,帶教老師收治病人的病歷也要自己代勞。她想忍忍就過去,但又擔心,“再忍我要被搞死。”同學勸她強硬拒絕,“下次壓力大的時候就哭,消化科有個輪科的同學,不是就哭了嗎?”“小小規培生我能怎麼辦。不想要混了。不想要規培證了。”她答。

  從一個科室到另一個科室,曹麗萍結束不了無底洞式的加班輪轉,也無法從掌握“生殺大權”的帶教老師手下脫困,更難以對抗規培制度中的結構性困境。2月一個加班的夜晚,在醫生值班室的衛生間裡,25歲的曹麗萍把手術刀揮向了自己。

  妹妹曹檸後來才知道,姐姐的畢業論文已經提交透過。這意味著,如果一切順利,在曹麗萍生日的5月,她就會完成規培結業考試,有機會成為一名正式醫生。但最終,她只留下一段遺言。千餘字的內容裡,出現了10次“加班”、9次“請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明明一切都那麼那麼美好,可是我不想看見了。沒日沒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讓我自己選擇方式吧。”這是年輕的曹麗萍,最後留給世界的話。

  一場決絕的死亡

  藍黑色血氧儀顯示的心率數值一路上跳。從139、142、144、149到150,曹麗萍第六次測量時,飆到152。這是2月最後一個週五的早上八點半左右。她的休假申請在前一天就獲批,但23日中午她仍未能停下手頭的工作。“還有出院要整,”她帶著些調侃的語氣發訊息給同學,“現在屬於帶假加班”。

  據澎湃新聞報道,監控顯示當晚8點40分左右,曹麗萍穿著白大褂,提著一份外賣,走進了湖南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的醫生值班休息室。當天晚上值班的一名規培生,後來跟曹麗萍的同學王曉莉轉述,大約晚上10點,曹麗萍進入休息室廁所。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無人知曉這道門後發生了什麼。晚上11點左右,一名值班規培生去上廁所,發現門推不開,以為有醫生或護士在上廁所,就回去睡了。次日零點30分左右,另一位值班的規培生宋晨去了一趟,門還是推不開,這讓宋晨感到奇怪,一個人怎麼可能上近兩個小時的廁所?

  宋晨蹲下去,往門縫底下一看,一攤紅色血跡流了出來。一定出事了。宋晨立刻叫來二線住院總醫師,後者撞開了門,看到一地的血,曹麗萍躺在衛生間裡,皮膚髮白。警方在24日凌晨1點10分趕到現場。曹麗萍的家人,則是在2點37分接到自稱曹麗萍老師的電話,對方說,麗萍已經自殺,無生命體徵,要求他們趕緊到醫院。

  曹麗萍家在湘西瀘溪縣的農村,外面冰天雪地,路況不好,家人預計需要十幾個小時才能到達長沙。這通電話裡,曹麗萍家人要求醫院全力搶救,保留現場,並及時同步情況,“我們要第一時間見人。”但老師拒絕提供任何資訊。妹妹曹檸和父母抵達殯儀館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左右。在家屬兩次強烈要求下,他們見到了曹麗萍的遺體。這一天本該是闔家團圓的元宵節。

  和姐姐的上一次見面,是去年12月。曹檸從深圳回湖南,順便到長沙看姐姐。剛過去的這個春節,曹麗萍沒能回家過年。除夕前,排班表遲遲未定,曹麗萍擔心過年值班,一直沒買票。等到排班定下來,票已售罄。出事前幾天,曹麗萍還找妹妹聊天,給她發了很多表情包,“看起來沒有任何異樣。”

  和警方的後續溝通中,家屬被告知了死亡現場的一些細節:衛生間門是反鎖的,是密閉空間,初步排除他殺,身體左頸部有切口,身旁有手術刀。就在事發23日晚11點59分,曹麗萍的QQ空間內,一段設定為“私密狀態”的遺言發出,言語間滿是疲憊、控訴和絕望:

  “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為熬過這幾天就好了,可是這就是個死迴圈。一句這個月科室缺人,所以我就活該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甚至三個人的事情嗎?

  即使是在猝死的邊緣,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馬一樣幹活。機器也需要定期檢修的啊。我真的堅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經請了假,明明心臟已經快要跳出來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悶得內衣都不敢穿,可是還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世上本就沒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見了,這個世界.......”李舒是從共同的高中同學那裡,聽說她自殺的訊息,她立刻給曹麗萍打電話,沒有人接聽。

  一開始李舒拒絕相信這件事,她根本沒想過自殺會發生在曹麗萍身上,更難以接受的是她自殺的方式,“還是頸動脈。”同為醫學生,她非常清楚,選擇割傷頸動脈意味著什麼——動脈血速度快、壓力大,能迅速衝到天花板,立刻造成失血性休克。“這個位置就算原地搶救,根本救都救不過來,都堵不住的那種,”李舒因此判斷,“她應該不想後悔,可能割腕還有後悔的餘地。”

  加班,加班

  家屬簽署排除他殺的死亡通知後,被獲准拿回曹麗萍的遺物。曹檸在姐姐留下的手機裡,看到了她未曾跟家人講述過的生活:自2月1日輪轉到神經內科,曹麗萍每天都在上班,沒有間斷過。除夕前,一位住院病人見過曹麗萍一面。在這名病人的回憶中,曹麗萍臉色蠟黃,黑眼圈很重,一直在寫病歷。病人有問題求助,她就立刻放下手裡的活回答問題。“很憔悴很疲憊,像是很久沒有休息過了。”

  春節假期還沒過完,她又開始輪軸轉。大年初六連續上班30多小時沒閤眼,“直接上感冒了”。初七、初八加班繼續,初八熬夜寫病歷到零點左右,事情還是沒做完。初九早上六點半起床,七點多趕到科室繼續工作,這一天,她中飯沒吃,一刻沒停。加班期間,她一直胸悶、心臟不舒服。

  2月19日這天,曹麗萍感覺真的熬不下去了。早上交班時,神經內科的主任提醒她沒有搞辦公室衛生。上午工作時曹麗萍的血壓已經達到了158/98mmHg,心跳在132次/分,她被准許獲得兩小時的寶貴休息。她下午給另一位規培生髮訊息描述,“我平常血壓可是110/60左右的人”“主任在旁邊說心率快是件好事,證明還有應激”“我真的好倒黴。為什麼缺人要如此對待我們啊?”

  她也兩次發訊息給神經內科一位姓朱的總住院醫師,請求他下個月不要再給自己排主班,以及當晚非必要不收病人。對方應了下來。晚上9點零4分,曹麗萍的朋友圈照片顯示,心跳每分鐘123次,她寫,“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

  曹麗萍還和朱老師因排班不合理溝透過兩次,她提出:有的規培生接了新病人,第二天可以輪空一天,而過年一直上班、獨立收了5個新病人的自己,反而持續工作;排班沒有按照正確的順序;自己在週六獨立收病人、還沒有助班。

  “怎麼排班都會不公平。”朱老師回覆她,並提出調來一個師弟幫忙。21日下午,她連續提出心臟不舒服,胸悶,急切想請假,只得到朱老師“打太極”式的答覆:“和上級說,和主任請假。”“還要看請幾天。”“超過3天好像需要教學辦審批吧。”“主要不確定你請時間長了要不要補輪科時間。”曹麗萍質疑,科室把學生當成機器,並提出自己沒有助班並不合理。

  “沒有助班也不是我能安排的,沒有那麼多學生呀。”朱老師說,自己人微言輕,同時表示,“加快輪轉、狂收病人肯定都是上面主任的意思,包括餘主任要求的48小時歸檔。”下午1點23分,曹麗萍又更新了一條朋友圈,她的脈搏達到了每分鐘120次。“應該全病房也找不到一個比我更快的了。”好友李舒在評論中問她,啥情況?她只回了一句,“神內科值班太窒息了。”

  幾小時後,曹麗萍向帶教的謝老師和神經內科餘主任提出請假。據澎湃新聞報道,曹麗萍申請的請假時間為2月22日到29日。後來,一同規培的王曉莉從醫院內部打聽到,曹麗萍爭取的假已經批下來了,但批假過程中,上級告訴曹麗萍,手頭的事情必須要做完。於是,請假的曹麗萍又開始加班——開醫囑、準備病人的住院病歷及出院記錄。曠日持久的加班仍在繼續。22號這天晚上,曹麗萍工作到晚上九點,睡在了科室。

  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坐落在湘江東岸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天心閣院區,擁有百年曆史,距離長沙市最著名的景區橘子洲僅3公里左右。在醫療領域,它是湖南一家集醫教研於一體的三甲綜合性醫院。2021年,22歲的曹麗萍開始在湖南師範大學醫學院就讀內科學專碩,同時期,她也進入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

  規培全稱是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2013年,國家衛計委等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建立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要求所有新進醫療崗位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臨床醫生,必須接受3年的規範化培訓,培訓結束參加統一考試,得到規培證後,方可成為一名正式醫生。

  規培生加班熬夜,甚至通宵,是這裡的常態。和曹麗萍同期規培的王曉莉說,病人從入院到出院的一系列流程都要靠規培生完成,忙的話科室一天要收治十多個病人。極限狀態下,一個月有七八個晚班出現王曉莉的排班表裡,她輪轉到外科時,連續工作過48個小時。“一刻都不得睡,人一直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有時通宵夜班結束後也不能及時休息,上級等著你,病人等著你,病情變化了也等著你,“它不是說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另一位好友楊陽發現,曹麗萍從去年開始變得格外忙碌。每次聊天,曹麗萍都會把“忙”字掛在嘴邊,不是單純的忙碌,而是非常忙,兩人的聊天記錄裡充斥著——“最近真的忙”“我忙不完”“等我忙過論文這個大頭”。

  去年11月,曹麗萍跑到楊陽家“大吐苦水”。她提到自己要承擔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除了自己收治病人,還需要為帶教老師的病人寫病歷、辦出院等。帶教老師是規培生們輪轉到各個科室的直屬上級。

  一個月前,當曹麗萍在某科室輪轉時,在帶教老師的要求下,她曾負責過全科室一半病人的病歷。有一天晚班,她從下午5點寫到晚上11點才完成。2023年國慶假期,在7號交接班時,曹麗萍被帶教老師要求代補5號的病歷,她夜班一刻沒閒,才把病歷補完。到了10月中旬,一次上晚班前,帶教老師又給她多留了一個病人。

  “把我一個人當兩個人用。我又不是個奴隸,憑什麼呀?”她當時向同學抱怨。但為了規培證,曹麗萍不得不忍耐。王曉莉理解她的處境,對醫學生來說,規培證相當於大學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得不到這張證,就無法找工作,而通往規培證的道路上,帶教老師則擁有支配性權力。

  “科室輪轉時,通不透過、合不合格都是帶教老師一句話的事情,他們的權力就太大了,能決定你出不出得了科,如果他報個不合格,你在這輪轉三個月就白輪轉了,後面就要補。一旦補規培的時間跟畢業時間衝突,規培生就無法正常畢業。”王曉莉解釋。

  李舒覺得自己運氣好,規培時沒有被上級為難過。她從曹麗萍的遺言中讀到了身為一名規培生的小心翼翼,“怕老師,擔心被老師拿捏。”遺言中寫,“所以規培的意義是什麼呢,是被別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規培證,就得服從。”不止一位規培生都表達過,曹麗萍自殺時所在的神經內科一直是“加班重災區”,她的帶教老師是副主任醫師謝老師,從2010年起就在湖南省人民醫院工作。

  在採訪時,規培生談論起關於她名聲的評價。王曉莉在規培第一年,聽到謝老師手下的規培生說,“如果你們去了這個科室,一定要提前想辦法避開她。”同學S在謝老師手下幹活。S告訴王曉莉,她投訴過謝老師幾次,也申請過換帶教老師,但都沒得到反饋。截至發稿前,鳳凰週刊記者透過多種渠道與謝老師聯絡,對方均未回覆。

  對王曉莉和曹麗萍這屆規培生來說,2月是一個敏感的時間節點。還有3個月就要畢業了,他們需要準備5月的規培結業考試,論文答辯也即將開始,同時科室輪轉任務依然很重,任何一個環節沒做好,就不能正常就業。“如果帶教老師要求再很多的話,所有的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會比平時壓力要更大。”王曉莉說。

  系統之困

  對於規培生來說,高壓只是最顯性的困難,更折磨人的是,無休止的忙碌並不能帶來等量的價值感。社會學論文《過渡期的職業社會化:規培生職業互動中的邊緣與衝突》,相對準確地描述了規培生在職業社會化過渡期的身份——處於邊緣狀態。他們既沒有主治及以上級別醫師的臨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員工的待遇。

  邊緣的、模糊的身份是規培生職業互動的基礎,也是矛盾和衝突的源頭。曹麗萍的遺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我以為規培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是把知識和臨床結合,原來是給科室當免費的牛馬,送病人去轉科......”

  王曉莉多有同感。在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期間,她大多在做機械的複製貼上工作,能學到什麼東西全靠老師的良心——如果帶教老師很忙,輪轉的三個月她就變成免費敲病歷、開醫囑的工具,偶爾遇到專業素質強、有教學意識的專家做帶教老師,她會幸運地學到一些東西,但那是極少數的情況,“80%的時間都是在做意義不大的雜活。”

  雜活,是指寫病歷和處理各種醫療檔案。北京三甲醫院臨床外科的規培生李琳,在社交媒體分享過一位患者的醫療文書模板,囊括24個資料夾——入院記錄、病史確認單、病程記錄、手術資料、談話記錄、討論記錄、會診記錄、會診意見、教學查房、出院記錄、死亡記錄、出院健康處方、出院診斷證明書、其他文書、新冠病毒肺炎相關文書、測評表、臨床實驗等。數量多得驚人。

  除了填寫病歷,一些規培生還負責把各類同意書、告知書打印出來,核對病史,找患者和家屬挨個簽字。一位湖南湘潭三甲醫院的規培生說,一位病人入院,要籤的檔案通常不會少於10個。上海某著名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陳曉西,也是從規培熬過來的,她猜想,曹麗萍自殺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從病歷中學不到知識。“如果讓我寫簡單的完全不用經過大腦的病歷,一天20份,我會崩潰的,但如果一天讓我寫20份高難度的腫瘤病歷,而且有機會參加這個手術,哪怕真的是乾死,可能很多醫生都願意。”

  事實上,陳曉西所在的醫院,規培生很少有機會上手術檯。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主治醫師孫雪飛,看到更現實的情況是,病患多數不接受規培生進行醫療操作。孫雪飛也在擔任帶教老師,他認為,目前沒有標準的方案來保障帶教老師的教學目標和質量。這個過程中,師生磨合很重要,但規培生在每個科室的輪轉時間短,磨合很難完成。

  除此之外,科室人手不足,是造成規培生壓力的根源之一。陳曉西曾和同事一起被分到12臺手術,科室只招了1個規培生負責手術前的一系列流程,包括寫大病歷、跟家屬的術前討論、完成知情同意書的簽字、最基本的搶救流程簽字等。手術即將開始前,這名規培生只完成了兩份病歷,她求助陳曉西,老師我來不及怎麼辦?陳曉西只能把門診停掉,跟規培生一起完成文書工作。看到曹麗萍自殺的事件後,陳曉西回憶當時存在的風險,“我不瞭解他的心理狀態,如果我當時逼他一下,他是不是可能也自殺?”

  規培生李琳,也曾因為科室人手不夠連著加班8天,偶爾,她會在晚上下班路上哭一會,回家後倒頭就睡。去年一年,她因過勞重了20斤。李琳覺得,規培生是醫院“食物鏈”中地位最底端的,所有找不到人做的、沒人做的,都可以讓研究生規培生去做。

  李琳的夜班費只有50到100元,在北京連點三頓外賣都不夠。她覺得自己就像是廉價消耗品,“就算自殺也沒有人知道,也什麼都不會改變。很快又會有新的學生補上來。”待遇低是規培生面臨的普遍困境。曹麗萍在遺書中提到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幾的工資”。另一位湖南省兒童醫院的規培生告訴鳳凰週刊記者,他的月工資在1200到1500左右。

  根據王曉莉提供的資訊,2023年1月,湖南省人民醫院的規培生們有過爭取提高待遇的“反抗”,某位醫院領導在群裡表態,“你的身份是住院醫師,但不是人民醫院的職工,是住培學員,是學生的身份。”而就在此不到一個月前的2022年底,疫情剛放開時,醫院要求所有規培生去一線工作,來應對大量擁入醫院的病人,當時帶教老師的說法則是,“住院醫師本質是醫生,不是學生,和我們職工是一樣的。”

  這種對身份界定的撕裂感,讓李舒很難接受。“在談工作的時候,他把你當醫生,發薪水的時候,你就是學生。”一些更尖銳的評論認為,規培生的勞動權益保障幾乎處於真空地帶。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法學碩士聶平撰文《25歲規培生自殺,規培是勞動法外之地嗎?》,稱在校生和醫院不構成勞動關係,規培人員的“培訓”時間自然不受勞動法體系下標準工時40小時/周的限制。最糟糕的情況是,醫學生在規培期間一旦出現傷亡,根據現有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無法明確支援其工傷認定和賠償撫卹的請求。

  下一個曹麗萍

  照片裡的曹麗萍,臉圓圓的,戴著一副同樣圓圓的眼鏡,寬大的學士服罩在身上,她淡淡地笑著,露出一排潔白牙齒。這很符合王曉莉對她的印象,“斯斯文文、溫溫柔柔的,很好相處。”曹家父母養育了四個女兒,曹麗萍排行老三,曹檸最小,她的三個姐姐都是碩士畢業。

  加上在衡陽市南華大學的本科學習,今年是曹麗萍學醫的第八年。規培的工資一個月不到三千塊時,家人經常告訴她,不要苦了自己,沒錢可以要。但曹檸說,姐姐幾乎不管家裡要錢。寒暑假打工掙錢存錢的習慣,她從本科時期就開始了,所有的生活費她都靠自己出。她還主動帶母親去長沙做全身體檢,並且經常跟妹妹說,以後畢業工資高了,就第一個給媽媽治牙齒。

  因此,當3月6日,警方告訴曹檸,從姐姐朋友的調查口供中,初步判定她是一個性格內向、抗壓能力比較弱的人,曹檸難以接受。她一直都覺得,姐姐的性格非常外向,面對陌生人時,說話不會害羞。去年夏天,曹麗萍去割了雙眼皮,還經常去健身。即便是去年10月底,連續加班42.5小時後,曹麗萍的朋友圈還是很明朗,配圖是一家咖啡館的照片,門前的樹木鬱鬱蔥蔥,她寫,“陽光真好,回去睡覺。”

  高中好友楊陽也不認可“抗壓能力弱”的說法,“一般的困難絕對不會打倒她的,她真的不是脆弱的人。”高中備考時,楊陽記得,曹麗萍認真投入,成績前進很快。前幾年她們同時開始減肥,曹麗萍的效果比楊陽明顯很多。她覺得好友的自制力和意志力,“比一般人強很多。”

  在楊陽看來,曹麗萍努力把工作做完,其實是為了有時間去學習,去寫論文,去幹點喜歡的事。她提到曹麗萍責任感很強,不會放任工作在那裡不去做,“我們上班會躲懶,她不太會。”但抱怨是從去年開始變多的。去年11月份,曹麗萍向楊陽抱怨,又要上班,還要上課,還要搞論文。後來她發來訊息,“本來想跟你吐槽一下。算了。繼續上班。下次找你玩跟你吐槽。”11月28日下午,曹麗萍給楊陽打了個電話,楊陽在上班沒有接到。

  現在回想起來,楊陽才意識到“不對勁”——“她是很堅強的一個人,我並不覺得她喜歡抱怨。當一個不怎麼抱怨的人開始抱怨了,可能就是沒有一個好的出口了。”據《北青深一度》報道,自殺前,曹麗萍在電腦上提交了最後一份出院病歷,才走進休息室的衛生間。

  事發後,湖南省人民醫院的部分規培生都接到了電話警告,禁止談論這場死亡事件,一些在網上釋出資訊的規培生被單獨約談。王曉莉提到,在湖南省人民醫院,曹麗萍的死亡不是個例,之前也有過規培生猝死事件。“這種事情不是她一個,而是我們每天都在面臨的。”鳳凰週刊記者也多次聯絡湖南省人民醫院宣傳部、神經內科及值班室,均未得到正面回應。

  據中國醫師協會此前公佈的資料,自2014年實施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的10年來,中國已累計規範化培訓醫師110萬人。近年已發生多起規培生自殺事件。曹麗萍的離世,在規培生的內心世界引起小小震盪。

  王曉莉決定轉行。而據她講述,早前發現曹麗萍遺體的幾個規培生“嚇壞了,有人哭了一晚上”,他們已經休假在家看心理醫生。3月初,接受採訪的電話那端,曹檸聲音嘶啞,一談到姐姐的死,就哽咽不止。她今年只有22歲,對最終的結果極度悲觀:“不管是之前還是現在,可能最後他們都不會有任何人受到處罰,因為醫院不會承認自己的過錯。不止一兩個學生,(姐姐)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每一個都沒有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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